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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对该院近年来审理的典型医疗纠纷案件进行了介绍。二中院调研发现，由于涉及伤残甚至死亡，医患矛盾较为尖锐，化解矛盾的难度要大于其他民事案件。其中，医务人员与患者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导致双方不信任增加，容易引发纠纷。二中院呼吁，医院应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
无论是这几起典型案件，还是其他医疗纠纷案件，只要医院或医生被判担责，皆因违反了相关法律条款。《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病历书写规范》第十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等法律条款，明确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与沟通方式，因医生没有履职尽责而导致医疗损害，法律就会出手干预。法律守护的是患者的基本权利，这条底线一旦被突破，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将无法得到保障，诊疗行为将充满风险。
不过，仅仅满足于“不违法”，医患沟通很难确保通畅，医患互信关系也难以建立。在很多医疗纠纷案件中，医务人员无须担责或只需承担微小责任，但患者和家属的不满情绪高涨，两者落差很大。其原因在于：在“不违法”这条底线之上，存在巨大的灰色区域。在此区域内，法律管不了，患者的诉求又无法得到满足，就只能申请再审，或寻找其他维权途径。医疗纠纷案件的再审率和信访率高，根源也在于没有处理好这个灰色区域内存在的纠纷。
只想守住“不违法”的底线，不愿意往关系融洽、沟通顺畅方向更进一步，此类想法在个别缺乏担当的医务人员当中确实存在。告知书一份不少，谈话一次都不省略，规定动作都完成，却只是照章办事，缺乏同理心，导致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让患者更为难的是，有的医生常常替患者划定几个可选项，然后一股脑儿将选择权交给患者。如此看似充分保障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在法律上挑不出任何毛病，却因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细致的指导，容易让患者陷入难以选择的困境当中，也使医疗风险大增。假如双方最终因为诊疗效果而打官司，常常造成难以化解的矛盾纠纷。
其实，医患沟通在依法行事的基础之上，仍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医学理论艰深，普通人掌握这些知识有难度，医务人员既有责任也有能力与患者深入沟通，向患者普及知识，替患者拿主意。近年来，医疗系统出现不少顺畅沟通的典型案例，如医务人员通过漫画向患者普及知识并进行交流、通过微信群对出院患者实施院外指导等。这些好做法不能靠法律约束，而是要通过法律之外的力量，激励医务人员自觉引领患者拾级而上，医患沟通的深度与效果均同步提高。
也要看到，医疗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医务人员知无不言、替患者果断决策，也存在一些顾虑。为了避免决策出错自惹麻烦，部分医务人员不敢替患者决断，也是医患沟通难以深入和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患者和家属要建立更健康、更科学的医疗观念，对医生的履职行为要有更多理解，对医疗风险也要有合理的认识和包容。此外，司法与行政层面的医疗容错机制同样必不可少，如此才能减少医务人员的顾虑，为医患大胆沟通和果断决策扫清障碍。
近年来，医患共同决策这一医疗模式日益受到业界推崇。共同决策需要医患双方坦诚相待，进行深入细致和无盲区的沟通，使患者和家属有能力和机会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共同决策既带有医务人员的专业性，又加入了患者的想法与要求，不仅能让诊疗效果更有保障，也更契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尤为可贵的是，患者全程参与了决策，自然更愿意分担可能存在的风险。医患共同决策模式若能不断完善并得到普及，医患互信就会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畅通医患沟通渠道、筑牢医患互信基础是一个动态过程，仅仅静态地守住依法行事的底线，做得再好也只能做一个“合格生”，无法达到优等水平。固守底线是为了“再上层楼”，底线由法律划定，“上楼”的推动力，则源自医德修养与行业规范。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创新沟通方式、涵养担当精神、增进相互理解与包容，方能使医患互信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
罗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