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对于党的四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贡献作出明确的结论,它是对我党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历史价值的科学定位,在根本上是依据党在各个阶段的奋斗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效果来确定的,是以严格的历史史实为依据的,是被历史和现实的实践所检验过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于改革开放迄今43年中的两大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不同历史定位,也有其严格依据。
《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里的关键词是“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体制改革是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政治体制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的重点内容,邓小平同志在整个80年代谈改革谈得很多。1987年中央设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整个80年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到十四大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程度,此后主要是在具体的手段和内容上不断完善。在十八大之前,我们形成了总体上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政治体制。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进入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是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1998年后搞了国企改革,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动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为中国经济腾飞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活的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在这些年获得巨大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978-1984年,我国农村生产年均增长4.8%,为1952-1978年的2倍。其中,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一跃达到4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33.6%。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到10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决议》对于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我们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谈道,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目前,新时代的贡献就主要体现在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精神力量这几个方面——
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达到了成熟程度,“四个自信”深入人心,简单的崇西恐西心理大大减少,我们对于未来充满自信。
经济制度比较成熟,公有制主体地位一直岿然不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尤其体现在控制力上。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得到繁荣发展。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到现在有6500多万家个体工商户、2700多万家民营企业,具有了“56789”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为32189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020年的29.2%、32.7%,和发达国家接近。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国城市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大病统筹,低保大规模覆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85.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文化繁荣昌盛。2019年我国文化市场经营单位共计22.02万家,从业人员164.59万人,营业收入8467.90亿元,营业利润1046.58亿元。
这些事实以掷地有声的方式郑重宣告,两个发展阶段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稳步走在奔向复兴的大道上。
程美东(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