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汤敏12月4日将一组数据带到了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2019年我国社会捐赠额大概是1600亿元人民币，2020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社会加大了捐助，这个数字达到2300亿元左右，占当年100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0.23%。
这是我国第三次分配的现状。汤敏说，最近社会上的很多讨论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相对第一、第二次分配所占GDP90%以上的规模来说，靠第三次分配来主导解决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之一。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今天的中国提出，“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重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希望通过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完善再分配机制来达成这一目的，那么，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就成了一道必答题。
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说，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要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件事，这两件事情不可偏废；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要缩小差距，但不搞平均主义；要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黄奇帆指出，“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基础，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不大。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尽管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但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中国人均GDP虽已达1.13万美元，但与北欧发达国家平均的5.6万美元、美国的6.4万美元差距很大，所以仍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把蛋糕继续做大”。
同时，“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基础。这位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会自动纠正因种种起点不平等而带来的结果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增长是必然现象，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解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分好蛋糕’，通过‘分好蛋糕’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他说，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条件来制定标准的，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定量定性的标准，整体来说分阶段推进、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
在同一个场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说，共同富裕应该选择递进的方式进行，即在继续保持先富人群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加快后富人群的前进步伐，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的状况。
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刘世锦认为，要素提升第一，生产第二，分配第三，“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提升了，增强了他们做大蛋糕的能力，其次是让他们参与增长，勤劳就业、创新创业，做大蛋糕的能力增强了，最后自然分的蛋糕就多了。”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刘世锦指出，要打通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渠道，鼓励农民要进城，同时也要让城里人能够下乡；要补上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重点是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缩小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差距；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更大规模、更为稳定、更高质量的发展。
当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城乡统筹、行业均衡的体制机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后，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分配就成了关键。
在黄奇帆看来，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效率，三次分配讲制约、讲道德，这是三个分配的基本格局。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
汤敏说，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比较发达的美国，捐赠也仅为GDP的2.2%，相对于一次和二次分配来说也仍然是小头。所以第三次分配在任何一个国家对收入分配都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和缓解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
在我国，第三次分配的资金主要流向教育、扶贫、医疗健康三大领域。汤敏认为，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往往不是着力于收入和财产分配，更多的是从社会服务和老百姓的幸福感等多维角度发挥作用。因此，尽管从资金的规模来说，第三次分配并不很大，但在推动多维度的共同富裕中能发挥很大作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祝宪指出，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防止贫富悬殊、防止两极分化，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中国在共同富裕、全面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走出一条新路，“这对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实践是很好的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