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学术期刊《细胞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Cellular Biochemistry）最新发布的一期增刊里，没有一篇学术论文。
129篇论文的撤稿声明组成了这期增刊的几乎全部内容。这些撤稿声明的线上发布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去年6月。今年10月28日，它们被汇集成册，组成了这本近40岁的学术期刊史上最为特殊的一期。
“学术期刊的增刊通常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研究主题或紧迫的科学议题而设，但这本增刊不同，它专为被撤稿的论文而设。”该刊主编、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病理生化学者贝尔（Christian Behl）在这本增刊的编者按中写道，“对包括《细胞生物化学杂志》在内的众多期刊来说，‘论文工厂’对其科学性和完整性构成巨大威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这129篇被撤回的论文发表时间横跨2017年到2020年，均由期刊根据第三方提出的指控进行调查后决定撤回。论文作者以医生为主，涉及中国国内77家医院和6所高校，其中不乏上海、武汉等地的知名三甲医院。作者单位集中在山东和吉林等地，仅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有13篇被撤，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和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分别有7篇和5篇。公开信息显示，部分作者已经被通报处理。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贝尔说，虽然对“论文工厂”的运作仍知之甚少，但似乎这些“工厂”需要同时注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便生产大量论文文本供出版。这些论文基于模板生产，在不同的研究中显露出共同的特征，表现在论文文本和结构的相似性、高度通用的研究假设和实验方法的描述，以及被篡改或重复使用的数据图像等方面。
“‘论文工厂’给出版商带来了挑战，也是对诚实的研究人员和机构的侮辱。”在贝尔看来，尽管平均每1万份论文中只有4份被撤回，但学术界必须解决“论文工厂”问题，以维护人们对科学的信任。
“蝌蚪论文工厂”
129篇论文是由学术打假人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及其团队发现的。根据比克2020年2月在其博客中发布的消息，这次学术打假共发现了400多篇论文涉嫌造假。
比克拥有微生物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2016年起，她专职调查各类论文图像异常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
此次造假论文的线索最开始来自于论文里的蛋白质印迹（Western Blot）图片。蛋白质印迹是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免疫遗传学中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特异性抗体对凝胶电泳处理过的细胞或生物组织样品进行着色，科研人员通过分析着色的位置和着色深度获得特定蛋白质在所分析的细胞或组织中表达情况的信息。
在学术打假网站上，一位化名为Tanganyikensis的用户率先提出了质疑，他在阅读文献时发现，在一些论文的实验数据配图中，不仅同一组图片的不同版块间蛋白质印迹的背景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一些不同作者发表的论文中蛋白质印迹的背景也出乎意料地高度相似。
这引起了比克团队的注意。经过梳理，他们发现，这些论文的蛋白质印迹条带间隔十分规律，而且条带都呈哑铃状或蝌蚪状，图中没有任何实验中常见的污渍。“这意味着，这些蛋白免疫印迹条带是从其他地方复制粘贴过来的，或是由电脑合成的。”比克认为。
论文中的另一种实验配图流式细胞图也极为相似。不同实验的细胞值在流式细胞散点图里有着类似的呈现。在散点图的第三象限，密密麻麻的点汇成圆球，按照团队成员的形容，“像《星球大战》电影里的‘死星’”，而第一和第二象限中有规律地散落着寥寥一些点，如同“纪律严明的星际舰队正在俯冲”。
比克团队成员克莱德（Smutclyde）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这些生物医学方向的研究对他而言很“难啃”，但他们可以依据论文中的图像锁定问题论文。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图片只是‘作秀’。”克莱德说。
他介绍，单独的一张蛋白质印迹图片、流式细胞仪图，以及肿瘤、细胞的电子显微镜图像，“并不能证明作者的结论是正确的”，科研人员通常需要收集20到50张类似的图像，对每一张图像进行量化，并将得到的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结论。
论文中的配图是实验数据的集中展示，以证明作者做了哪些工作。“如果作者伪造了蛋白质印迹图、流式细胞图等图像，说明他们并没有真的做实验，显然数据也都是杜撰的。”克莱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除此之外，这些被质疑的论文采取了相同的设计排版，柱状图的阴影都用纯灰色，作为对比的黑色条柱都位于图的最左侧，每根条柱顶部标有正负误差线标识。
就连论文标题都像一个娘胎里出来的，比克将其总结为两个公式：分子名称+动词+一到两个细胞过程+一种癌症，或是细胞类型+连接词+动词+一个microRNA（或通路、蛋白质）的名称。
“设计排版相似和论文标题结构相似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来自不同作者、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机构的上百篇论文，都是这样的版式和标题，这足以引起重视。”比克怀疑，这些论文出产自同一个“论文工厂”。由于蛋白质印迹图像长得特别像蝌蚪，比克称之为“蝌蚪论文工厂”。
“论文工厂”是学术界近年发现的有组织伪造论文的组织。贝尔在编者按中说，许多期刊已成为所谓“论文工厂”写手的目标。这些“工厂”制造数据，根据需求生成论文以供销售，为某些圈子的客户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商业模式”。
去年7月，本报曾报道了国际数学期刊60多篇论文显示出一致的造假痕迹，包括虚构国外作者、虚构数学公式等问题，这些问题论文之间还频繁地相互引用、抄袭。学术打假人推测它们也来自一家“论文工厂”。
学术打假人发现，“论文工厂”会按照需求生产能够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的英文论文，然后署上购买者的名字。有的“工厂”甚至包办了论文提交、同行评议等论文发表流程，并假装作者在版权同意书上签字。另外，由于一些期刊使用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记者注）对论文作者身份进行识别，“工厂”可能还帮助它的“客户”创建了虚假的ORCID 账号。克莱德就注意到，一些作者在提交论文初稿之后创建了空白的ORCID账号，还有同一作者有多个 ORCID账号的情况出现。
此次被质疑的400多篇论文还呈现明显的地域性聚集的现象。比克团队推测，“论文工厂”的客户来源有可能依赖于半公开的、甚至是口耳相传的方式，这可能是这些论文在地域上集中的原因之一。
论文“风口”
“作为这些医生之一，我恳请您及时放过我们。您曝光了我们，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只要游戏规则不变，类似的行为注定会持续下去。这次您曝光出来，我们很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了。对于中国医生这个群体，特别是我们这群小字辈，请体谅一下。我们真的别无选择，拜托！”2020年1月，比克团队成员tigerBB8（中文化名“扮虎”）收到这样一条微博私信。此前，他在微博上提及团队已经注意到这批问题论文，希望相关作者能做好准备积极回应。
发信人自称是这批问题论文的作者之一。他在私信中写道：“作为无数医生中的小字辈，我当年都（对造假）不屑过。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论文，注定无法向上晋升职称，职称上不去，养家都困难。我也想自己有整块时间做点科研，但是不可能。白天门诊和手术，下班后还要管孩子。仅仅晚上10点以后有点时间，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科研需要整块的时间。”
“论文发出的那一刻，就已经晚了。”扮虎公开回复表示，医生不发论文、不晋升职称也不会就过不下去，就算要发论文，也不用非得作假，只要有心，基层的临床也可以写出很好的论文。
“很多科学家花费金钱阅读学术论文，有的会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图复制成果，造假的数据和论文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克莱德说，他之所以参与到学术打假中，也是不希望大量的科研经费被浪费在学术造假中。
与比克团队的发现一致，后来国内多家相关机构的调查通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集中发生在microRNA等研究领域。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林奇（化名）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一领域也是此前一些医学类营销号追捧的SCI发文“风口”。他解释，人体内的microRNA众多，在不同的疾病、不同标本、不同组织、不同时期内，“任何一类生物学现象，都可以去测量相关转录过程当中RNA的变化。”
“比如银屑病相关的几个基因，可能有上百个microRNA负责各个信号通路的调节过程。打个比方，病人测量出来有100个microRNA是上调的，200个是下调的，每次做实验可能还有所区别，这样每次从中选几个RNA研究，就可以套路化地生产论文，结果乱七八糟，也不能有效用于临床指导。”林奇介绍。在他看来，如果要系统地做相关研究，需要医生有基础医学的研究背景，还要有时间、精力和经费去做相关实验才行。“哪怕是在北上广的很多研究型大学医院里面，都未必能够有这样的专家。一切顺利、有人带教的情况下，少说也得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做出来成果。”为了快速出成果，一些医生就选择找所谓的“第三方”买数据、买论文。
“国家从政策层面鼓励大家去发文章，鼓励大家去做科研，这肯定没有错，但核心问题在考察机制上的机械，对论文的考察，没有那么细致，‘唯结果论’。”林奇说，对很多医生而言，要想晋升，论文是硬要求，但缺乏基础医学的研究训练和配套的研究设施、经费，有些人就会选择铤而走险。
“买文章的人也不懂这些数据和图是怎么来的，可能10篇论文只做了一个实验，只有一批实验产出，但图片PS一下就拿去用去了，一交叉分析就能发现好多图是相似的。”林奇推测。
自救
这些涉嫌造假的论文最终成功发表在包括《细胞生物化学杂志》《生物医学与药物治疗》在内的6本SCI（科学引文索引——记者注）期刊上。
“在我看来，造假的图片说明了期刊的编辑和审稿存在问题：如果他们是专家，如果他们关心数据的完整性，他们应该看出这些都是伪造的。”克莱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据外媒报道，一些涉事期刊及其工作人员可能与“论文工厂”积极合作，以加速问题论文的发表，出售给渴望晋升和完成学位的研究人员。对此，记者向贝尔求证，他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在一些人看来，这期专为撤稿而设的增刊也是该杂志试图挽回学术声誉的一种措施。至少在扮虎印象中，这种增刊在所有学术期刊中都是第一次出现。
“杂志旨在确保尽可能最好的出版标准，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执行撤稿。这一点在这期增刊的撤回声明的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种努力是走出‘论文工厂’泥淖，挽回对已发表科学数据信任的重要一步。”贝尔在编者按中这样写道。
创刊于1982年的《细胞生物化学杂志》虽然影响因子不高，但在科研者心目中曾经是一份质量还不错的刊物，陷入“论文工厂”泥淖给杂志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20年12月31日，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了《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细胞生物化学杂志》名列其中，预警等级为高。该名单通过综合评判期刊载文量、作者国际化程度、拒稿率、论文处理费、期刊超越指数、自引率、撤稿信息等数据，找出那些具备风险特征、具有潜在质量问题的学术期刊。
尽管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表示，“期刊预警不是论文评价，更不是否定预警期刊发表的每项成果”“它提醒科研人员审慎选择成果发表平台、提示出版机构强化期刊质量管理”，但从去年开始，国内多所大学和医院也将该杂志列入期刊预警名单、不予经费支持期刊名单等。
在比克曝光问题论文后不久，《细胞生物化学杂志》原主编离职。半年后，贝尔上任，提出杂志要“重新出发”。他组建了新的编辑团队和编委会，制定了新的论文发表范围，公布了新的作者指南，其中就包括要求作者提供所有的原始图片等。运行了新的稿件审查流程，包括在最终接收前对文章进行严格的图像审查。
“通过更正或撤回论文来维护已发表研究的完整性远不如预防好。”贝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识别“论文工厂”文章通常依靠可能被篡改的图像，比如凝胶图像、蛋白质印迹图等论文内或论文间的复制图像。自2020年年初以来，威利集团组建了11人的图像审查团队，对他们进行了相关技术培训，目前已在120多本期刊上实施图像筛查，投入使用前已对近1万篇论文进行了筛查。
爱思唯尔出版集团旗下《Heliyon》期刊的主编曾透露，由于数字工具的广泛使用，近年来图片处理不端方面的行为日益增多，约有10%的发表论文中存在可疑的数据，其中约有1%为故意造假。
对于《细胞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的这批问题论文，贝尔透露，在接到比克、克莱德等第三方人士反映该杂志上发表的潜在问题论文后，杂志和威利集团开展了相关调查，最终155篇论文被撤回。遵照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指南中的程序，期刊要与每一篇相关论文的作者联系，并尽可能向大学、医院、研究所和监管机构上报。
贝尔表示，调查包括由科学编辑进行图像完整性检查和详细内容检查，联系作者澄清图像中的所有问题，并根据作者的回答作出是否撤回论文的最终决定。其中几篇论文，作者提出了申诉，编辑部接受了申诉并重新审查了个别案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统计发现，这期增刊涵盖的129篇被撤论文，撤稿原因多数集中在“实验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存在一些缺陷和不一致之处，编者认为本文的结论是无效的”，以及“一项详细的调查显示，实验数据的几个图像元素是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在其他地方发表的”。另有少数几篇论文则显示，撤稿是由于“作者声明文章中的实验数据不能再现”。
贝尔表示，杂志不会对来自中国的作者特殊对待。他强调，“在任何时候，作者的机构或母国都不是考虑的重点。我感谢中国各地的研究人员作出的许多有影响力的贡献，并鼓励所有对学术文献的持续贡献。”
转折
今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官方网站开设医学科研诚信专栏，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所属医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机构按照《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查实并公开通报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予以转载通报。
截至发稿，国家卫健委已分8批集中转载了部分机构医学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结果。科技部也在官网公布了一批医学科研诚信案件的调查结果。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查询发现，其中不少案件关联被《细胞生物化学杂志》撤稿的论文。论文作者被发现论文署名不当、数据或图片造假、论文找人代写代投、买卖论文等学术不端问题。
通报显示，涉事医生有的高级职称被取消，有的被取消已获得的学会、协会等学术工作机构的委员或成员资格，有的研究生导师资格被取消，有的若干年内被暂停职务和职称晋升、暂停招收研究生、暂停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和奖励的资格等。科研奖励、版面费、科研基金等被追回。部分医生受到行政警告，一批在职研究生被留校察看，一些牵涉不深的医生则被相关部门进行科研诫勉谈话。
国家卫健委和各地医疗机构主动公布学术不端案件的同时，国家卫健委、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年1月重新修订下发了《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要求进一步加强生物医学科研诚信体制建设，规范医学科研诚信行为，强化医学科研机构科研诚信监管责任。中国科协等7部门2015年研究制定的《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也被各机构重新下发，要求各单位建立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机制，开展自查。
这“五不准”包括：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其中所述的“第三方”指除作者和期刊以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
另一方面，套在医生头上的论文“紧箍”正在松绑。今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破除过去职称评审中的“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倾向，不把论文、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出国（出境）学习经历、博士学位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
该意见提出，在职称评审和岗位聘任各个环节，不得把论文篇数和SCI相关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手术视频、护理案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应急处置情况报告、卫生标准、技术规范、技术专利等均可作为业绩成果参加评审。
在8月召开的一次科研诚信线上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主任杨卫介绍，我国21世纪以来开展了整肃学术诚信的“六大战役”。从设立学术不端举报机制、不再允许多种语言一稿多发，到进行相似度核查、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科研诚信教育培训，再到对大规模撤稿的调查、对研究可重复性与学术规范性调查，我国撤稿率逐年降低。
“随着学术不端‘零容忍行动’的展开，2010年成为我国撤稿率发生变化的转折年。”杨卫在上述会议上表示，在此之前，我国出版物撤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之多。目前，我国的撤稿率和世界平均相比仍然偏高，需进一步强化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论文工厂’对科研的完整性提出了系统性的、有影响力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并不局限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贝尔认为，他无法确定这家“论文工厂”是否真的位于中国或其他国家，“我们在其他国家也看到了同样的欺诈行为。”
“我相信，科研事业本身仍然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全球动员起来开发新冠肺炎疫苗就是证明。正如我们在大流行期间所经历的那样，公共卫生部门作出的决定主要是基于科学事实。如果对科学的信任受到学术造假的挑战，那将是很不幸的。”贝尔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