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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花甲之年，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仍拥有着一名卓越工程师所要求的几乎一切特质。
他喜欢去工程一线。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建设的5年，北京到福州的航线，他平均每两周就要飞一次。他说：“只有到了现场，才能真正体会一个工程师应该做的事。”
他还喜欢画画，这个爱好从14岁保持至今。在华龙一号设计过程中，他曾带领团队，画了超过10万张设计图纸。他说：“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工程师需要像画家那样，拥有观察和空间把握能力，还需要把好的设计从概念变为现实。”
2015年5月，他领衔设计的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工程就从图纸变为现实，正式落地福清核电5号机组，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随后与此相关的成果呈井喷之势，作为总师的邢继，也迎来一个又一个荣誉，但他最珍视的身份，还是核电工程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邢继说，每一代工程师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作为新一代核电工程师，他们最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就是自主创新：靠着自己的实力，建造一座从设计到建设，都完全自主的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
切肤之痛
在核电领域，邢继很早就体会过自主创新的切肤之痛。
1987年，邢继大学毕业，进入中国核电工程公司的前身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3年后，这位跟着师傅们设计过啤酒厂、火电厂的年轻工程师，被选派去大亚湾核电站参加核电设计。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大陆第一座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大型商用核电站。令他印象最深的，并非核电站的高大上，而是当时核电技术的落后。
“大到压力容器，小到一根电缆，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邢继至今无法忘记当时的落后场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电，几乎就是“小学生”，建设所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电话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他和同龄人每谈及于此便捶胸顿足：什么时候才能不用依赖别人，建设我国自主设计的核电站？
从那时起，邢继就意识到，建立自主核电研发能力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在大亚湾的3年，他很快从核电研发设计的“门外汉”变成了专家，处理了3000多个难题，积攒了一大柜子资料。
之后，他加入秦山核电站二期项目，这是我国首个完全自主设计的商业核电站，但令所有人头疼的，还是自主设计的问题。
“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怎样组织一个项目，甚至连该怎么出图、图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很多技术要求都不确定。”邢继说，
关于自主创新，邢继讲过一个有名的故事。
在一次核电技术洽谈中，他和对方核电项目经理谈，如何尽快让我方设计人员掌握技术，对方说：“让你们的设计人员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复印机就行了。”
“关键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可见，即使我们交纳了高额学费，老师并没有想教会学生。”邢继说。
后来，研发华龙一号初期，他们再次遭遇难以突破的障碍。他们找到一个国际知名企业，请对方在某一项技术上和我方开展合作。对方却说：“如果要合作，就要共同研发整个机型。”
“这样的要求太苛刻了，会使我们失去对自主品牌的主导权，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邢继说，两年自主攻关后，问题解决了，我方掌握了关键技术。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家企业，反过头来找到邢继团队，想要跟他们合作，并且不需要预设条件。这次，中国团队有了底气，告诉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国际上合作应灵活开放，但我们坚持中国必须有自主核电技术，避免被卡脖子的情况。”邢继说。
不走捷径
事实上，究竟是自主研发还是国外引进，从我国核电发展之初就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自主研发，所需人力、财力巨大，研发周期长，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但一旦成功就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出口，并且能够拉升上下游装备制造业整体升级；国外引进技术，很快就能落地，可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能出口。
“我们虽然两条腿走路，引进、吸收、消化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但是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不要想着有捷径，可以拿着别人的东西就去做。”邢继说，“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未来的核电产品，可能会承担带动国家走出去的责任，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体系。”
研发设计团队成员张利说，十多年来，“华龙一号”虽然有很多波折，甚至一度面临夭折，但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行走，那就是自主创新。
2009年，邢继成为CP1000型号的总设计师，提出“能动加非能动”的安全设计理念。这就是华龙一号（ACP1000）的雏形。
所谓“能动”，就是靠电力来驱动安全系统，保障核电站事故后续安全停堆。如果在极端情况下，核电站断电了，这时“非能动”就能派上用场，依靠重力、温差和压缩空气等自然力来驱动安全系统，通过蒸发、冷凝、对流、自然循环等自然过程来带走热量，可以保证核电站的安全。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当时，福岛核电站失去全部常用电源，在运机组和乏燃料水池的热量没有办法排出去，温度越来越高导致堆芯熔化，引发“锆—水”反应产生大量氢气并发生氢爆，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
“我们吸取福岛核事故的经验反馈，带走堆芯的余热是关键，为了确保核电站安全，不会有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环境中。”邢继说。
据他介绍，华龙一号设计了三套“非能动”事故应对系统，即便电厂丧失全部电源的极端情况，也可不依赖外部电源，维持系统安全运行，更好保证安全。“能动”与“非能动”两者融合，既有“能动”的成熟高效，也有“非能动”在丧失电源情况下的独特优势。
这一自主技术的研发来之不易。
邢继记得，在研发阶段，“非能动”系统需要在反应堆厂房里布置将近3000立方米的水，这几乎成了不可能实现的难题。
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谈到激动处，不少技术人员都流下了眼泪，并发出感叹：搞中国自主的核电技术为何就这么难？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团队几乎“连轴转”，无数次的推算试验后，2010年10月中旬终于确定了非能动系统在安全壳内部的布置方案。
堆芯是核电站的心脏。国际上，百万千瓦核电站反应堆普遍采用157组燃料组件，而华龙一号大胆采用了177组的燃料组件，相比国内在运核电机组，发电功率提高5%～10%，还降低了线功率密度，为运行后的反应堆增设了一道安全屏障。
这也是核电人最骄傲的地方之一：华龙一号反应堆采用的177组堆芯，都是“中国芯”。
创新火苗
谈起邢继，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总经理荆春宁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会在困难的时候坚持不下来，是他让我学到要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做。”
在他看来，作为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与他的团队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积极探索、奋发向上，最为重要的是懂得呵护着创新者心中的“火苗”，以永不言败的精神和信念在把华龙一号的研发设计从概念变为了现实。
科研工作是一件艰辛而长期的工作。邢继也因长期的工作压力和强度，落下了头疼的毛病。有时，头疼得厉害，他会在桌子上趴一会儿，经常还会把眼镜给压坏。荆春宁透露，因为这个事情，邢继的眼镜已经换了好几副。
尽管如此，邢继认为，在科研领域的坚守需要激情，“这种激情可以在你最困难的关口，让你有挑战自我、持续向前的动力。”
在一次在CP1000技术方案专家评审会上，面对施工工期紧迫的压力，专家们对是否采用双层安全壳设计争执不下。
国内之前的核电设计没有用过双层安全壳，需要解决很多技术问题。双层安全壳是否能成功，很多专家心里并没有底。
邢继心里却很清楚，采用双层安全壳的方案，意味着一个更高的目标，这对设计团队来说挑战非常大。但对团队来说，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
他请求发言，“我们的技术人员，当然知道挑战有多大，我们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自主创新来推动我们核能技术的发展，如果能够在双层安全壳的确定上支持我们的创新，这无疑会点燃我们工程师、研发设计人员内心中的创新激情。”
这段话说完之后，原来陷入沉默的会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时任中核集团副总经理、主管CP1000研究的余剑锋当场拍板采用双层安全壳设计，并且希望邢继和团队瞄准国际上最先进的核电，以高标准严要求来确定我们自主核电的发展。
邢继说，不仅仅他本人，他觉得整个华龙团队内心里都有那么一团火。他觉得这个“火”是一种超越自我、追求至善的内在特质。
“邢总经常会对某些问题‘入迷着魔’。”荆春宁说，有一次，晚上两三点，邢继突出从床上坐起来，从床头柜上拿起笔和纸，记下“灵光一现”的火花。
“邢总的工作热情感染了我。如果没有他，至少我在当时某些时刻可能会放弃。”荆春宁说。
邢继说，他带团队没有特殊的方法，就是做好自己，点燃他们的激情。
让他欣慰的是，通过华龙一号的型号研发，诞生了一大批自主研发设计、安装建造、采购调试等各种人才，形成了超过10万人的核电相关技术人才队伍；而通过华龙一号首堆牵引，成功带动了上下游中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升级，真正实现了“中国创造”。
不过，邢继还有一些不甘心，其中一个就是，中国核电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是时候崛起了。华龙一号，意为“中华复兴，巨龙腾飞”。“如果自己这代人能够再作一些努力，这个目标就会变为现实。”邢继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