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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第二周，是英国大部分高校寒假前的最后一周，也是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在伦敦悄然暴发的开始。当地时间12月17日，英国卫生安全局最新模型估计，奥密克戎已经成为英格兰地区的主要新冠病毒变种。
距离伦敦80多公里的牛津大学，7天检出了104例新冠病毒阳性，其中包括多个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学校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叫停几个大型活动，陆续封锁了几个出现病例的宿舍区。我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虽然地处城中心，看上去却风平浪静。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在伦敦多点暴发之后，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邮件，最开始是持观望态度，后来措施不断收紧。先是进入教学楼和图书馆需要出示的核酸检测结果，由4日内升级为2日内，接着是最后一周全部改为线上授课，建议教职员工远程办公。但也许是出于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学校对课程之外的自发性聚会等活动迟迟未作明确要求。
日益严峻的形势、逐渐升级的政策，被圣诞假期即将来临的喜庆气氛淹没了。我所在的学院，以课业重、进度快、作业多、要求严著称。持续的重压过后，是失重和狂热，加上英国大学一言不合就开派对的“优良传统”，到了期末，学校马上就成了各种聚会的大本营。
这一周，我也参加了一次小规模的班级聚会。一位热情的印度教师特别热心组织派对。那天，她在家做好印度咖喱鸡带到现场，很多同学也带来了自己祖国的特色食物，现场还有交换圣诞礼物的环节，全班20多个同学其乐融融，很有过节气氛。当然，在很多场景下，口罩是必须要摘掉的，比如吃东西、喝小酒、合影，也有外国同学我行我素，全程不戴口罩。
有了这次经历，我对类似的聚会有点抵触。第二天，一个同学喊我去一个更大规模的学院聚会，我恰好在赶一个马上要交的论文，不假思索地婉拒了。现在想来，这个决定更多来自潜意识中对风险的感知。
据同学转述，当晚去的人很多，热闹非常，院长都按捺不住激情亲自入场打碟。我看到同学发的视频和照片，简直大跌眼镜——这些影像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就在学院聚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收到学院邮件通知：聚会者中有5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建议参加聚会的师生做检测，密切关注自己的状态，如果确认阳性及时向学校报告。在结果出来之前，尽可能减少与外界接触。
为自己感到庆幸的同时，也着实为老师和同学们担心。在那么热烈而融洽的氛围下，看到身边的人都摘下口罩，很少有人能不放松戒备、选择从众。我认真地想了想，如果我去了，也会跟他们一样，在周围热切的目光下摘下口罩。
也是这天晚上，我们宿舍集体为来自爱尔兰的舍友小A庆祝25岁生日，7个人在蛋糕和烛光旁围坐，聊到深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次聚会了，奥密克戎正在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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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五，没有多想，我就和两个中国朋友出门了。这是早就约好的期末旅行，去了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的谢菲尔德。我们一直佩戴口罩，吃饭也尽量去中餐厅，并在一家酒店的三人间过夜。等我回到宿舍，已是周六晚上8点多了。
坐了太久的火车，我又累又饿，去厨房找东西吃，看到同宿舍的哥伦比亚姑娘小C戴着N95口罩刷碗，感觉有点奇怪，就顺口问了一句：你是刚从外面回来吗？
我来到伦敦不到两个月，还是第一次看到她戴口罩。
她有点担心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可能没看到她在群里发的消息。她和舍友小D跟朋友聚会，现在其他朋友的核酸检测都是阳性，小D也是阳性，她做了检测，在等结果。
我有点蒙，匆匆安慰她几句，让她好好休息，已经忘了要到厨房拿什么，就赶紧抽身回了自己房间。这好像是第一次，离新冠感染者这么近，又是在毫无防护的状态下。
我住的是英国大学宿舍的经典户型：以一层为单位，我们这一层有7人，每人拥有一个12平方米左右的独立房间，房内有卫生间。厨房和餐厅是公用的，在这一层的最后一个房间，大约15到20平方米，餐厨连通，烹饪设备一应俱全，还有一张餐桌。
说心里话，我喜欢这样的大学宿舍，一是比拥有独立厨卫的户型便宜许多，可以省下大把银子；二是可以跟舍友交流，人气很旺。平时大家经常在厨房遇到，一起做饭吃饭，正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总能找到很多话题。
近两个月，我已经和中国舍友小B一起张罗了两次集体火锅，外国同学对这种“水煮一切”的中国传统餐食非常好奇，看他们全神贯注拿起筷子，从锅里捞那些滑不溜丢的鱼丸和宽粉，我和小B相视莞尔。
必须得承认，到了这个宿舍，遇到这样一群舍友，我才没有体验到初到异乡的孤独和冷清。
但没有想到，这种半开放式的格局，为病毒在内部传播制造了机会。一问在同一个宿舍区的其他3位中国同学，她们所在的楼层也出现了2个以上的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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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舍友小C很快收到了她的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第一个检出阳性的小D，巴勒斯坦人，在英国长大，中东面孔的姑娘，英语却是纯正的伦敦音，人很热情直爽。这时，刚过完生日的爱尔兰女生小A已经坐飞机回家了，宿舍还剩6个人，感染的小D、 小C；未感染的有我，还有中国男生小B、德国男生小K和埃及女生小M。
2:4。
奥密克戎正在伦敦扩散。虽然感觉到病毒在慢慢逼近，却从来没有想过会离我这么近。在心底也很感谢舍友们，她们都是第一时间坦诚告知大家，让其他人有时间和机会选择如何应对。
后来，我从同学那里得知，不是每个感染者都具备这样的责任感。有几个同学的舍友，新冠肺炎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不去做检测，也不自我隔离，甚至刻意隐瞒，说自己剧烈咳嗽、持续发烧是因为咽炎。
看来，对抗新冠肺炎，决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感。
我也第一时间把情况告知了跟我一起旅行的朋友，让她们最好去做个检测。一个朋友发来“抱头苦笑”的表情，说她也刚刚得知自己的老师“阳性”了，本周上课，她就坐在第二排；另一个朋友在伦敦的近郊哈罗，他们的宿舍区一周前已经出现病例，封锁了几层楼。
带着点犹疑，我跟国内亲友半吐半露，大致说了一下宿舍里的情况，大家都很吃惊。如果在国内，集中出现这么多病例，早就有一整套的介入措施，而我所在的宿舍区，不但没有封楼，连消杀都没有，更奇怪的是，感染者不去医院，竟然在宿舍自我隔离，连我这个密切接触者也可以四处活动！
没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对感染者的要求是必须自我隔离10天，建议在家休息和护理，如果感觉症状严重，可以自己联系医院，但并不强制。同时，NHS的网站上给出了用药建议，如可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药物退烧。
亲友们一片惊慌，有人建议我马上去医院，有人让我搬出宿舍去住酒店，更有甚者，让我赶紧订机票回国。当然，也有的比较镇定，建议我把感冒药吃上，做好防护，保证营养，说熬过这一周，风险就小多了。
本来是去寻求安慰，结果却是我一一安抚了亲友。然后，我从床底拖出行李箱，里面满满一箱是从国内背过来的感冒胶囊，吃了四颗，心里安定不少。一直提醒自己多喝温开水，晚上也不敢再熬夜，怕免疫力降低。
那天，我去附近的大型超市采购食物，看到一位没戴口罩的顾客在入口处被保安拦下。这是来到英国50天后，我第一次看到戴口罩作为一项规定得到强制执行，12月10日英国政府发布进入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的公告，仅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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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到小C戴N95口罩的那晚起，我和隔壁的中国学弟小B再也没有进过厨房和餐厅。通过本宿舍每个人的反应，可以谨慎判断，在6个样本中，2个中国人对新冠病毒的风险是最敏感的。
我的房间离厨房最近。这些天来，每个上午都能听到有人至少10次进出厨房，还能听到小K与已经感染的小C交谈。小K本来就计划一放假就回德国，为什么还不走？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尽快离开这个高风险区域，赶紧回家找妈。
听到小C去厨房，我感到一丝欣慰：首先可以判断她症状不重，可以自己准备食物；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她一直在使用公共区域。我和小B沟通过后，觉得现在的厨房，比便利店、超市、餐馆还要危险，决定不再去厨房。我在房间靠一个电饭锅打天下，他则出门买外卖回房间吃。
更让人担忧的事情来了。就在小C检出阳性的第三天，埃及女生小M先是感到不太舒服，然后发烧，接下来就用学校发的新冠检测包测出了阳性。能用敏感性较弱的自测包测出阳性，说明可检测到的病毒量已经很可观了。更可怕的是，小M没有参加小C、小D的那次聚会，不论她是在宿舍为小A庆生时感染的，还是在进出厨房和餐厅时被感染的，我和她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基本在一个等级。也就是说，说不定下一个测出阳性的就是我。
小B听说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当时差点跟小M一起坐车去做核酸检测，幸好他约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先出发了。我想到的是，小M一路搭乘公交车，那些同行的密接者，没有人去找，也不可能找到了。
宿舍的形势变成了3:3。
刷了下社交平台，好多在伦敦的中国人贴出“两道杠”检测试纸照片，讲述自己检测阳性后的经历。我有点不镇定了，虽然看不见，也能感觉到病毒已形成包围之势，它们也许随时在走廊、厨房和餐厅游荡，在门把手、地毯、门缝窥探，伺机进入宿主的身体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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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不住了。毕竟还有3个健康人在宿舍，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我给学校和宿舍管理部门都发了邮件，说明了情况，请求他们对已感染和未感染的同学都给予帮助，比如区分公共区域、定期消杀、为感染者提供食物等，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到了宿舍管理部门的回复。邮件很简短，建议我自行跟舍友沟通，区分各自使用厨房和餐厅的时间。关于消杀，建议每个人使用完厨房都要自行全面消毒。
这个回复看起来没毛病，好像还充分尊重和信任个人的行为能力和道德水平。
错愕之后，我又去查看NHS关于隔离的规定。规定要求，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在隔离期间，不能去工作场所、学校、公共场所；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能外出购买食物和药品，只能在网上预定，或者找人帮忙买了带回；要尽可能避免与一起居住者的所有接触。
这个规定对于住在宿舍的学生来说，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宿舍内部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进入，只能放到前台。我记得自己初到伦敦自我隔离时，为了遵守隔离规定，询问前台能不能把外卖送到我的房间门口，前台的回复是，在工作人员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帮我放在房间门口。事实证明，每次都是我自行去前台取回。
NHS网站提供了一个电话，感染者可以打电话寻求志愿者的帮助，但我没有看到身边的人使用过这一服务。对于感染者来说，食物由谁来买、谁来送、如何加热，垃圾如何处理，这些具体却关系重大的事情，还悬而未决。
有一天，宿舍里最后一个感染（希望如此）的小M来敲我的房门，我开门后她马上退到两米开外。原来她要去厨房，忘带自己房间的门卡，回不去了。按照隔离规定，她不能离开这一层楼。我跑到前台帮她办了卡，以无接触方式递给了她。她的门口放了一个超市塑料袋，我没有询问这些东西是如何买到的，这个过程一定不容易。当缺乏完善的政策设计和社会支持，感染者需要自行协调很多事情，个人承担的成本、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这已是小M自测阳性的第三天，她看起来很憔悴，只是简单告诉我，症状在缓解，但还是很累。万幸的是，我迄今感染的3个舍友都属于轻症，她们没有住院治疗，也许是因为年轻，加上生性乐观，没有因为感染而萎靡不振。我已经能听到小C踩着高跟鞋走出房门，在通向厨房的走廊里中气十足地打电话了。
希望3个姑娘都快点好起来。
这些天里，每天我都跟小B交换一下信息，看看我们这层有没有新增。我们开玩笑说，这一层一周的新增病例，比国内一个省都多。
12月17日下午（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和好多中国留学生在“云上”欣赏了英国流行乐组合“西城男孩”面向中国歌迷举行的线上直播演唱会。当他们用中文唱起《平凡之路》，我对北京的思念瞬间控制不住了。他们所处的位置，就在距离我6英里的地方。
有同学在微信群里说，宿舍的网速太卡了，到了2022年，“拼了命”也要去看现场演唱会。
大家都说，换个好点的Wi-Fi路由器吧，拼命还是算了！
张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