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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加速演变，疫情全球流行和国际形势、地缘政治的高度不确定相互叠加。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财政收支矛盾风险突出，财政任务艰巨，一系列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急需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会议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
进一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必须兼顾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这便要求2022年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积极取向的同时，把提升效能摆在突出位置，同时要注重精准，确保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让政策和资金发挥可持续的作用。
在此需要特别回顾2020年我国财税部门统筹兼顾政策有效性与精准、可持续性的做法。2020年，我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相比全球其他经济体，中国已领先一步控制疫情影响、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归常态化。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也与我国实行大规模、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密不可分。数据上也能够看出，在这一时段内，衡量财政政策的几大指标都明显提升，如财政赤字率为3.6%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从2.15万亿元提高到3.75万亿元，另外还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财政政策的“组合拳”，既充分发挥了兜牢底线、提振经济的效应，又有效抵御了收支失衡、压力剧增的风险，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与运行特色。
下一阶段，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且问题相互交织，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发挥财政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从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上看，除了适当增加财政收入来源，调整财政赤字，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外，下一步更应突出财政政策的“提质”要求和“增效”导向。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冲经济下行，短期内见效快的办法就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规范“旧基建”，也要适度加速“新基建”。比如在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将产生大量的投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找准切入点，探索实现“绿色赋能”“服务赋能”多重目标的路径和方案。
另一方面，为实现经济社会目标和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双向兼顾”，也应做好经济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2.4%，明显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杠杆率均值。从这一指标看，我国政府仍具备增加杠杆的空间，提高地方专项债规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或拉动投资，利用各类市场主体、金融工具进行变相举债，导致地方隐性债务底数不清、风险累积较大。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确保隐性债务监管不放松，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可以看出，无论从决策部署还是到具体实施，都强调平衡好“提效能”与“防风险”关系，体现了对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关注。
事实上，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财政始终围绕着改革、发展、稳定三大目标发挥关键性作用。我们应对疫情冲击和国内外局势变化的过程，也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机。财政制度要围绕财政可持续发展抓住变革契机，既要提升效能、精准发力，也要审时度势推行强化预算透明度、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社保全国统筹程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盘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