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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广西人周立齐第二次因盗窃被捕，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一只手还被拷在派出所的栏杆上。卷曲的长发、茂密的胡子让他被网友调侃为“窃·格瓦拉”，他用浓厚广西风味的普通话讲出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直至今天还广为流传。
9年后的2021年，周立齐出狱，他没有打工或签约成为网红，而是和堂弟一起开了家烧烤店。他口中的“打工人”一词在去年突然爆火，成了年轻人面对生活重担时的自嘲。他们一边念叨着“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才能人上人”，一边计算着带货主播偷逃税被追缴的钱，自己得多少年才能挣到。
“打工人”的底色是奋斗，就像网友形容的一样：“说‘上班’感觉像是为生活所迫，不情不愿，说‘打工’，就像是带着美好的憧憬，用努力和汗水去创造未来。”过去的一年，我们和往常一样平凡地忙碌着，挤着相同的早高峰出门，披着同一片月色回家，为个人前途和家庭幸福打拼，有的燃烧自己、照亮公司，有的心怀梦想、积蓄力量。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报道过很多“打工人”。
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个外卖站，47岁的李春海爬楼已赶不上年轻人，跑单也不敢太快，隔三差五还要请假，他仍然坚持从早上9点半跑单到晚上9点半。他曾被偷餐，被给差评，也会因为超时给顾客赔不是，因为点了提前送达而被系统罚款500元。
但作为一名白血病孩子的家长，他不敢停下。不仅为了每单4元的配送费，还为了争取针对外卖骑手子女的1万-5万元的大病救助。
在江西鄱阳县，乡村教师胡永超承担着3个年级的7门主课，一天最忙时要上7堂课，中午和傍晚也要辅导学生，还兼着学校的卫生员和安全员。学生中半数是留守儿童，他自认为“上班兢兢业业，上课一丝不苟”，努力帮学生“看到更大的世界”。
到了暑假，胡永超会到大城市，变身餐厅服务员、电话销售员、网约车司机……打了3年暑假工，他挣到近2万元，补贴作为教师的收入。“以劳动赚取收益，我不羞耻。”他的梦想是未来能在半小时车程外的景德镇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里均价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
在北京，编剧张木为如何“撒糖”纠结。入行6年，她没有人脉，没有资源，靠着不断换项目攒作品，稀里糊涂地成了甜宠剧专业编剧。她执笔的“甜宠”剧集中，平凡女孩的人生能“开挂”，真实情况是，她租住在“老破小”里，打着地铺，不少“摸头”“壁咚”的情节是她推开外卖餐盒后苦想出来的。
去年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李迪选择到广东清远英德农村的一家猪场报到。相比一些互联网小公司开出的不到3000元的月薪，底薪6000元且包吃住的养猪工作更有吸引力。在这里，喂食、扒粪、打针，甚至母猪的产后护理，他都要干。遇上防控流行病毒的时候，李迪在猪舍住了两个多月，每天听着猪叫声、混着猪屎味吃饭。
还有带着孩子打工的流水线女工、“卷在起跑线上”的大厂实习生、越野跑赛事上的“赏金跑者”……这些故事的背后，是“打工人”生活的真实图景，他们的奋斗好比一个个红细胞，助力中国经济的脉搏，他们需要公平和法治的环境。
此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加班。1月7日，拼多多前端开发员工王太虚，目睹一位男同事被送上公司门口的救护车后，他拍了一张图，匿名发布在职场社交软件中。他给图片配文：“第二位拼多多猛士倒下了。”
这条消息很快就上了热搜。公司随即出面澄清，那位同事是因为肠痉挛上的救护车，并无大碍。第二天，王太虚称被公司辞退，迅速引发年轻人的广泛讨论，他建立的交流劳动法相关知识的QQ群几乎一瞬间涌入了近2000人。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就在3天前，一位年仅23岁的拼多多女员工深夜1点半在下班路上猝死，被认为与长时间加班有关。有拼多多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每月平均工时超过300小时，甚至连续工作13天休息1天，克扣节假日也成为被默许的惯例。
然而，在知乎相关问题下，一个经过认证的拼多多官方账号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后来，拼多多解释，这是此前跨年晚会外包公司员工个人行为，拼多多对此坚决反对，为账号管控不严道歉。
人们为逝去的“打工人”惋惜。国家心血管中心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而在心源性猝死的人群中，43%是18-39岁的中青年，压力过大、过度劳累是一大诱因。
“996”等畸形的加班文化挤压着“打工人”的休息时间。它诞生于一些明星企业家之口，多出现在互联网企业中，年轻人居多，收入较高，劳动者加班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而且行业“内卷”相对严重，无论周末是否上班，工作量也不会减少，导致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其违规行为不太敏感，认为高付出得到高收入理所当然。为了让“996”合法化、常态化，一些企业甚至在内部形成道德规训，正常的“朝九晚五”被描绘成了懒惰和懈怠的代名词，是被“优化”的对象。
单纯延长劳动时间，忽略劳动者的休息权，不是鼓励奋斗的正确姿势，更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10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及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等争议问题的法律适用标准进行了明确。两部门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确，工作时间为早9点至晚9点，每周工作6天的“996”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快手、字节跳动、BOSS直聘相继取消隔周周日工作的安排，即人们俗称的“大小周”工作制，有员工抱怨“加班费少了”“宁愿来上班”，也有员工说，此前大小周效率太低，周末加班更多用来“摸鱼”。上个月，格力电器宣布将单休工作制调整为双休工作制竟然登上了热搜，要知道，我国自1995年就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
不能总拽着“打工人”飞奔，尽管他们曾自嘲过安检会被扫出“钢铁般的意志”，但他们不是铁打的。过去一年，“灵活就业”的外卖骑手也许是对此感受最深的群体。
除了薪资争议，从表面的法律关系上看，不少骑手的工资发放、社保和个税缴纳，与平台没有直接关联，而是通过一系列外包实现的。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分析了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所有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有关的1907份司法判决。调研显示，现在外卖平台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的比例仅为0.32%。更惊人的是，根据他们的统计，有数以百万计的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承揽协议。在这种情况下，骑手与外卖平台或中间平台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类似承揽关系或合作关系，法院可能不再将其视为劳动者，而是平台的合作方。
如此，一旦发生工资、社保、离职等纠纷时，他们很难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工作中发生意外事故，也无法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得到补助，无法得到工伤医疗待遇，获得误工费、伤残津贴等补偿。
今年8月，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健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制度规范，为新就业形态下的“打工人”上了一道保险。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达8400万人，其中有大量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这成为“打工人”安身立命的新选择。51岁的姚志刚就选择成为一名骑手从头再来。此前。他是江苏常州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每天西装革履，和存款、基金、保险打交道。4年前，他选择辞职创业，不料投资的200万元积蓄打了水漂，还欠下了30多万元的外债。
一身制服、一辆小摩托、一个送餐箱，去年他开始在长沙送起了外卖。“在我老家的话，肯定好多人认识我，姚行长怎么跑外卖去了？那种巨大落差怎么面对？”日均晨跑10公里的他在熟悉了道路以后很快上手，因为工作突出又有管理经验，姚志刚从骑手到小队长再到站长只用了4个月。
“打工人”里能和姚志刚一样，放下一切去闯的是少数，尤其是人到中年，背着房贷车贷，需要养家糊口，即使面对职场PUA也要忍气吞声。在就业市场，“35岁之前是人力资源，35岁以后是人力成本”，他们在职场不能轻言放弃。
但年轻一代的“打工人”常常不想惯着老板，只要有道理，一样怼回去。12月，长沙网红饮料茶颜悦色的员工爆料公司工作群中的一场“口水战”。员工吐槽每天人均工时高达11小时，晚上12点闭店之后，还要开会到凌晨3点。如此高强度、超饱和的工作，月薪到手却只有2000多元，时薪仅6-9元。这些员工还在工作群中直言公司毫无人性，极大限度压榨员工的利益。
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该员工的“硬杠”行为引来公司高层的言论反击，同时也得到了其他员工的点赞。没想到，他当晚就接到了老板亲自打来的电话，通知其尽快办理离职手续，给他的发言点赞的员工也被打电话要求“主动”离职，数十人退群。这场内部“骂战”的聊天记录在网上被迅速传播，收获了“打工人”的共情，相关话题的阅读量高达11.3亿。迫于舆论压力，茶颜悦色创始人很快发布内部致歉信，向员工致歉。
“打工人”要打出个未来，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时代的风。当难以预料的黑天鹅降临，每个“打工人”都是脆弱的。
和今年我采访过的一个湖南小伙相比，很多人的遭遇都很难称得上“坎儿”。这个名叫蔡曦的产品经理曾经在深圳工作，是标准的“打工人”。今年年初，他在父母的要求下回到湖南老家工作，不料，在一场面试的间隙，卫生间发生爆炸，他全身40%的皮肤被烧伤。
在救护车上，蔡曦喃喃自语：“我后面还有面试，东莞的房贷还没还清……”因为这句话，他上了热搜。进抢救室前，他把手机托付给别人，请人帮忙取消下午的面试。蔡曦的命保住了，但疤痕严重，手指不能握紧。
涉事公司只垫付了初期抢救的医药费，后续的治疗几乎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没等康复，他就开始找工作，“还有房贷，也不想用爸妈的钱了”。如今他已经恢复工作一个月。
在那场爆炸后，他没有想过“躺平”，只希望“更加热情地工作和生活”。他说，能够活下来就很幸运了。
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