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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百年来，中国作为“超大型文明”的复杂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传统资源、借鉴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通过政治动员、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实践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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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需要厚植国家、社会重要变量的现代性。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建构马克思主义现代政党成为必然选择。《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第一条总起，又以“坚持自我革命”作为第十条收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支撑性政治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工程中的统领地位和关键性保障。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建构马克思主义现代政党必须遵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未来逻辑。这三重逻辑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洞察中国古典文明凤凰涅磐的历史逻辑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陷入民族与国家的危机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被质疑，虚弱的中央政府无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帝国政治体系与制度走向没落，曾经赢得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无力应对外来挑战，呈现出脐带式断裂的症候。五四运动作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开辟了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新纪元。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这一“新的现代文明”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讲。这正说明新文明的创造有赖于中国本土有识之士前赴后继的艰辛探索。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先进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现代化对其传统政治体系的挑战。支撑性主体力量的存在与否，决定着传统政治体系转型的成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成熟，使帝制崩解之后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文明嬗变演进终于有了支撑性的主体力量。毛泽东1949年9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变了方向。”中国共产党所改变的既是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也包括中华文明重塑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此开启了中华民族进步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以翻身做主人的自豪和喜悦，意气风发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最大实际的深刻把握。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曾深刻指出：中共独自探索出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成功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指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也蕴含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成长。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既体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又体现了融中华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综合创新。纵观历史长河，中华文明有一个从断裂到重构的过程。这种重构立足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是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化的过程、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从世界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绝对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孟加拉国共产党总书记沙赫·阿拉姆认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将有助于把中国建设成为更好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值得南亚政党借鉴。
遵从超大规模国家建设与治理的现实逻辑
一百年来，中国作为“超大型文明”的复杂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传统资源、借鉴现代民族国家理论，通过政治动员、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实践，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现阶段，超大规模国家、超大规模社会的基本国情以及诸多变量的不确定变数，依然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能力、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驾驭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议》明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过去我们讲国家优势和特点时，常常会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辽阔的疆域固然使得战略纵深大、回旋余地大，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宗教差异、陆疆安全、海疆安全等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相当长时间内相互交织。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有利于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库，而且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巨大的内需潜力，但巨额的需求量对疆域承载（包括油气资源、水资源、粮食资源等）提出严峻挑战，而且对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造成重大压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从乡村流到城镇的人口为3.31亿，占总流动人口的88%。人口频繁流动和迁移一方面彰显社会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是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经济总量看，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第15位，人均GDP排名却在100名之后。2020年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经济比重为17.4%，连续10年稳成世界第二。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还在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待持续解决。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但传统的精华与糟粕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是难解难分，另一方面是过犹不及。如何运用、效果怎样，全凭历史当事人根据具体政治社会场景去把握、选择、拿捏。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明显的时空压缩，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相互叠加，前喻社会、并喻社会、后喻社会交互影响，阶层分化和板块固化相互交错，“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
这些由超大规模国家和超大规模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是一般规模的国家治理所能想象的。事实上，中国是在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启动现代化进程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种现代化必定要借助有效的核心政治力量来支撑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整合资源，把控全局，凝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国家成长和治理对有效政党的需求是内在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成功回应这种需求，才能在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大国之治需要大党之兴，“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党需要有大战略、大胸襟、大格局、大担当。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施大国之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人民基本的生活、生存、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决议》关于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第二条，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不论是共同富裕的目标、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还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都在反复证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绝对不像西方政党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在超大规模国家实施现代治理以及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放弃政党主导的做法，表面上是毁弃的政党，实际上毁弃的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全局。
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未来逻辑
一般来讲，现代化的进程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技术革新、经济繁荣、观念革新、组织再造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新特征。这几方面的变革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有新的呈现。在汹涌而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数字化、信息技术体现出无所不能的力量，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可预知的未来，技术将继续深刻改变观念、深刻改变制度。一种潜在的风险正如《未来简史》的作者所预判：“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
从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是在上升的。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下，逆全球化思潮也在上升，两种思潮迎头相撞对世界格局造成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受世纪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国与西方全球治理理念仍存相当差异，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面临被西方曲解和污名化的威胁。
在未来近30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经济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工业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领土、边疆、国防需要不断整固，依法治国与民主政治需要不断深化，国民现代教育体系需要持续优化，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持续创造性转化，等等。所有现代国家必备的属性与特征都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单”中。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族精神都需要在传统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与重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时刻面临危机和挑战，处处充满曲折与坎坷。面对我们的既定目标和诸多不确定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在超大规模国家执政的大党，必须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命运，把握人类发展大趋势、世界发展大格局，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潮流之中去整体谋划考量，不断增加执政党的战略领导能力、国家整合能力、制度运行能力、社会协调能力。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政党现代性的成功建构，需要把握一个关键点，就是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大历史，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不仅是从机理上讲应该这样做，而且在伟大事业的具体实践中是必须做到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道：“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种主动精神引领中国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决议》里面有10处提到“主动”，迫切之情，跃然纸上。对于一个现代执政党来讲，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就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这样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才不至于陷入进退两难、被动退让的困境，才能从容不迫应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新危机与新挑战。
（作者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
胡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