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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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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回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年01月12日   06 版)

    夏先菊和儿子杨家鑫在见面会上合影,这是杨家鑫被拐后,他们之间的唯一一张合影。受访者供图

    夏先菊一直随身携带着杨家鑫百天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这场重逢,主角一共两个寻亲家庭。除38岁的农民工夏先菊外,还有一对来自贵州的父母。宣布匹配成功后,那对贵州的父母冲上前去,把10多年前被拐的孩子抱得紧紧的,放声大哭。候场的夏先菊在台下想,为了给儿子留下好印象,要控制自己。

    上了台,她攥紧拳头,汗水就要溢出来,眼泪也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下。她和儿子杨家鑫轻轻地拥抱,合了张影。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后来唯一一张合影。

    她的儿子杨家鑫是“梅姨案”中一名被拐儿童。十几年前,9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贩子拐卖,经名为“梅姨”的人卖掉。2021年12月,张维平被判死刑,“梅姨”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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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菊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但这两年,她会经常打开网站的搜索框,输入张维平和“梅姨”。每次念起这两个名字,她咬牙切齿地形容“最可恨”。

    “梅姨案”开庭审理时,她忙家里的事走不开,没去现场。“好像在电视里才看过的警匪片情节,竟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人家一步一步地都设计好了”,她的家庭完全没有招架能力。

    她也刷到了孙海洋的故事,觉得这样的团圆稀少而珍贵。她羡慕那些孩子回归的家庭。

    2005年,四川人夏先菊和丈夫杨东竹去广州打工,租住在广州市黄埔区镇龙镇,把1岁多的儿子杨家鑫接到身边。那年的最后一天,早上7点多,杨家鑫在门口玩,附近的人都去上班了。爷爷出门10多分钟洗了下鞋,回来一看,杨家鑫不见了。

    报案后,家人给身在广州所有认识的老乡打电话,遇人便问是否见过一个小孩。街道没有监控,在地图导航尚未普及的年代,夫妻二人凭记忆寻着路牌找遍了附近村庄。

    他们一大早出门,在村里转上一圈,敲开没锁门的屋子,直到天黑离开。有时,两人错过最后一班公交,回程花200多元搭摩托车,用掉夏先菊当时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她家没攒下什么钱,平时饿了就在路边买块饼垫肚子。有次从村里回来,想煮碗面,进了公用厨房才发现自家的煤气罐被偷了,锅也生锈了。

    夏先菊瘦了10多斤。她以前快言快语,突然不怎么说话了,出门也总忘事儿,还会忘记工友的名字。有流言说她把孩子卖了,她只能解释,孩子丢的时候自己和杨东竹都不在家。

    “为什么非要夫妻两人一起出来打工?”夏先菊时常问自己。可她想多赚一点钱,给杨家鑫存着读书用。他们最初在离出租屋步行几分钟的工厂做工,那里没有五险一金,后来也没什么活儿了。夫妻二人只能去更远的地方,离家几个月,把杨家鑫留给爷爷。

    走的时候,儿子一直哭,她就抱着他一起哭。最后不得不交给老人抱,一旦放下,杨家鑫怕是会跟着他们走。这是儿子留给夏先菊的最后一个画面,在消失前的一个月。

    出事那天早晨,她刚下夜班不久,正在睡觉,接到家人电话,从宿舍床上蹿起,摔门直奔男员工宿舍找杨东竹。

    他们当时正在广州机场附近的工厂做短工,回镇龙镇要转几趟车。中间还要和老板结算欠下的工钱,从早晨拉扯到下午,才要到一笔钱,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两人从接到电话到赶回家,花了10多个小时。

    杨家鑫消失后,爷爷几天几夜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人到底去哪儿了?”杨东竹说什么,父子二人都能呛起来,信任与孩子一起丢了。

    夏先菊一度以为儿子是跑去超市买东西走丢的。超市门口,有儿子最喜欢的摇摇车,聚集了一堆小朋友。

    她无法原谅自己,接儿子来身边是她一意孤行的决定。母亲起初不同意,怕她照顾不好,是杨家鑫给了她信心。他比同龄人长得高,不用人抱,自己能蹦蹦跳跳地走路,说话也清楚,她为此骄傲。

    内心更深处的原因是,她曾是留守儿童,熟悉一个人留在老家的感受,遇上不会的作业题,身边的老人没读过书,她不知道能找谁去问。她的童年感受不到父母的存在,她不想儿子也这样。

    怀孕时,她早就想好了,是男是女都挺好,自己要带着孩子好好长大。杨家鑫的名字是杨东竹取的,寓意“杨家家和万事兴”,他把“兴”改成读音相近的“鑫”,希望阖家幸福的同时还能财源广进。

    2

    夏先菊的人生有一件最后悔的事,那便是儿子消失的时候,她不在身边。“甚至不知道他朝哪个方向走了”。他们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连冒充孩子的诈骗电话,都没接到过。

    一次去超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突然跑到她的眼前,抱着她的腿不走,叫了声“妈妈”。她笑着回,“你认错人啦”。等小男孩跑远,她还站在原地。

    夏先菊只在新闻里听过“人丢了”的故事。她中学毕业那年16岁,奔着表哥去了福建,有人接送。几年后,她去广东打工,走在街道上碰见过治安队巡逻,从没担心过安全问题。

    杨家鑫消失没多久,他们听房东抱怨,才知道楼上一个租户也失踪了,他的房间凌乱,门也没锁。一位老人事后回忆,出事那天租户把杨家鑫抱走,说要一起出去玩儿。但房东不知道那人的真实名字和身份信息,只记得长相。

    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在街头,夏先菊总盯着路上乞讨的小孩看,怕遇到熟悉的那张脸,更怕孩子已经残疾。她的月工资不过两三千元,总会掏出一点儿零钱给乞讨的小孩。潜意识里,她希望杨家鑫也能被善意对待。

    杨家鑫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这些年,每到农历九月,夏先菊就盯着挂历,盘算着儿子的生日,如果他在家,就能一起吃蛋糕了,想象中的蛋糕上已经有好几根蜡烛。

    她做过很多噩梦。一次,她梦到杨家鑫和她一起出门,突然从马路边跳了下去,消失不见。

    那时她已逐渐接受一个事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只和她相处了不到两年的孩子很可能不会再回来。她的心愿简化为,只要儿子还活着,健康就可以。

    有人劝夏先菊和杨东竹再生一个,他们没吭声。夏先菊觉得自己没办法专心养育另一个孩子,夫妻俩还要继续打工。

    两个人都自责,互相吐过苦水,各自觉得自己没有挣钱的本领,就算把孩子接到广州,也没有本事照料。

    后来,夏先菊和杨东竹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车间做工,她听丈夫的工友说,杨东竹上班时不怎么爱说话,回到家也只埋头吃饭。

    外出打工后,夫妻二人没回过家乡。2008年,儿子丢失的第三年,她问杨东竹要不要回老家看看,杨东竹和她商量,回去后,两人在当地做点儿本金少的小生意,养鸡养鸭搞农产品也行,总之不再外出。如果以后生活稳定,就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辞了工作,临走前,找老板拿了1000元工钱,还在厂里向汶川地震灾民捐款。当时同在广州生活的杨东竹的哥哥,仍留在当地打工——怕有人得到杨家鑫的线索找来。

    出发前一天夜里,下着大雨,杨东竹和夏先菊说,梦见有人要杀自己,准备拿刀放到枕头下面。夏先菊知道,因为儿子的事,杨东竹的精神状态不好。

    第二天,他们一起踏上从广东开往四川的K356次列车,开车后,杨东竹说要去厕所。

    过了一站,丈夫还没回来。夏先菊一个个去敲厕所门,还用广播找人,也不见丈夫。直到后来,她被叫去广东清远辨认遗体,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最坏的一步”——杨东竹不会回来了。

    在她看来,丈夫的离开没有任何征兆。那几日,她眼泪不自知地流,人也恍惚。在儿子离开的三年后,她又一次地失去了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

    “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那年她25岁,有亲戚在谈赔偿,她忘了丈夫买过意外保险,甚至记不起来是否收到过赔付,匆匆把遗体火化了。

    铁路公安部门的现场勘查笔录和治安灾害事故发生报告显示:2008年6月16日13时40分,一位铁路工人在火车隧道内巡查时,发现了杨东竹,经分析,认为是坠车自杀身亡。

    回到四川,三口之家只剩她一人。

    3

    夏先菊觉得自己变了。她原本大大咧咧的,想什么做什么。如今,她习惯了生活也许在某一刻会突然转弯,她会事先考虑每一种可能的结尾,提前准备。

    她最终离开四川,又嫁了人。当初家人和朋友给她介绍新对象,她只有一个前提——如果杨家鑫找回来了,对方能够接受。为此,她和一些人不欢而散。现在的丈夫用一句话打动了她,“如果找到了就带回来,我们一起养”。

    她随后来的丈夫去过湖南、湖北打工,最后在重庆安家。她以前一直说话急促,声音洪亮。现在,她和女儿们细声细语。孩子们从小到大,身边没离开过人,大女儿直到小学五年级,仍有家人接送。

    2019年11月2日,“梅姨案”有了进展,杨家鑫被找到。

    接到电话时,夏先菊在一家做汽车刹车片的工厂流水线上做工,上9个小时白班,偶尔还要值夜班。她快40岁了,想多赚些钱,只能找工时更长的工作。这份工作她做了5年,待遇算好的,有五险一金,但过年只放几天假,车间总飘着粉尘。她的丈夫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灯。

    夏先菊两天两夜没睡觉,提前一天向工厂请假,从重庆坐火车去广州,早早到达现场,参加这场寻子见面会。

    她有很多设想,14年未见,她打算带着儿子像朋友一样逛街,还琢磨给儿子准备个金饰。联系她的警察见过很多认亲家庭,劝夏先菊,“做好心理准备,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夏先菊有过担心,会不会比对错了。当警方念到杨家鑫的名字,那个15岁的少年从楼梯上慢慢走上前来,夏先菊的心砰砰跳,只觉得“太像了,真的太像了,肯定是我的儿子”。

    见面会之后,母子俩在一起的时间一共不到半天,包括吃饭和接受媒体采访。有限的交流里,夏先菊告诉儿子,要多读书,多出去见人,把视野放宽。

    临别时,杨家鑫决定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夏先菊家中已有丈夫、公婆和两个孩子。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她和杨家鑫挥了挥手,没得到回应。

    下一个周日,她打电话过去,没人接,给儿子发微信,想问问学习,对话框里弹出提示,她被儿子拉黑了。

    如今,她获取儿子的消息依靠儿子的养母,他们两三个月通一次电话,但她从没和儿子直接对话。养母偶尔发来一小段文字或是几张图片、一段视频。屏幕里,儿子在洗碗、吃饭或是在郊外玩。她通过养母,留意着儿子人生中重要的节点,高考后询问成绩、毕业前叮嘱要多实习。她要过地址,想寄些衣服过去,后来想儿子可能不愿意穿,也搁置了。

    很多亲戚和她说过,杨东竹算是身边读书多的,上过县里排名前几的高中,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高考。她相信儿子有优秀的基因,小时候去超市买东西,大人忘了拿回找来的零钱,小小的他不走。

    儿子如今18岁了,在读大专。夏先菊觉得儿子的疏离也许是因为心理阴影,“梅姨案”轰动全国,杨家鑫可能已经看到新闻。夏先菊听警察说,在养家,杨家鑫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外面的小孩”。

    “梅姨案”中的另一个被拐家庭,山东人申军良在17年前丢了即将满周岁的儿子申聪,此后,他从28岁到43岁一直在寻子路上。他辞去工厂高管的工作,负债一度达数十万元。两年前,他终于找到了申聪。

    申军良接触过许多寻子家庭。他认识夏先菊,曾把杨家鑫和另外9个孩子以及“梅姨”的信息印在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上,一同发放,他还帮这些家庭把信息提供给“宝贝回家寻子网”。

    寻子路上,他见过各种家庭破裂后的故事:丢失的孩子长大成人,学历超群工作体面,但眼神闪躲,始终无法信任任何人;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被拐的孩子,加上微信后因为不会打字,口音又重,与在养父母家的孩子几乎没有沟通。

    在申军良看来,要让失散多年的孩子最终回归原生家庭,最重要的是建立强烈的情感链接——要在足够短的时间里,让孩子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否则就可能永远地丧失主动权。他说,孙海洋找到孩子后给他打过好几个咨询电话。

    截至当前,“梅姨案”中6名孩子被找回,其中4名留在养父母家。夏先菊后来得知,那个和自己同日认亲的贵州家庭,第二次赶赴养父母家提供的地址时,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杨家鑫至今没回过四川,夏先菊也不打算去追究养父母的责任——根据养父母的说法,他们是从一位离世的亲人手里接到孩子,警方也未找到交易证据。夏先菊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远方看着儿子毕业、工作、结婚、生子。

    有关从前的物件都被夏先菊封存在四川老家,只剩一张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那是儿子的百天照,杨家鑫白白净净的,穿猴子图案的黄蓝色套装,骑在玩具车上。她很少主动提起儿子。现在的丈夫,也不了解杨家鑫走丢之外的那些童年琐事。

    她后来的大女儿,从老人的口中听过哥哥的故事——“小孩不要贪吃,否则会被不认识的人骗走。”小女儿始终不明白,“这个哥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生活?”

    夏先菊又开始盯着挂历,计算着儿子的生日。她提前几天演习如何打电话,但最终总是放弃。

    她曾想通过努力,过上一种“小康生活”,攒到属于自己的房、车。她给自己起的微信昵称是“改变”,意思是“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自己也能变得比以前更坚强”。出事后,她只想过最平常的日子。她做过服务员,上过工地,当过流水线工人。

    她记得小时候,老家的老人们总爱说一句口头禅,“小姑娘都是菜籽命,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下,不由人。”她甚至有些相信,“命不好真是躲都躲不掉”。

    她很少回忆了。19岁时,在老家四川,她和杨东竹第一次见面,两人都直接,不拐弯抹角。她脾气暴,他劝她不要那么急。身边同龄的女性多数留在家乡做家庭主妇,她决定和杨东竹一起打工赚钱。

    初来广东时,工厂不算忙,每逢周末,她和杨东竹坐公交车去逛附近的商场,“像在老家赶集一样”。她在流水线上做玩具的塑胶模型,把织成块状的毛线缝成毛衣。厂里一有新玩具,她就给儿子带一个,杨家鑫最喜欢飘着雪花、小姑娘随音乐旋转的水晶球。

    母子间最温馨的画面定格在超市门口的摇摇车上,两人一起摇晃着唱起儿歌。那时夏先菊刚20岁出头,觉得“人生才刚刚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东竹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2年01月1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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