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洞庭湖边观鸟、拍鸟的人多了起来。每年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等地的候鸟都在这里落脚,近年来,候鸟数量明显增多了。水边新植了树苗,枯水期的湖区等待新绿。河堤上还建起彩虹跑道、观景台,环湖旅游经济正在萌芽。这是我早已盼望的变化。
洞庭湖是我心中的“母亲湖”。它流经我的童年,伴我成长,是我远赴他乡时的乡愁。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一家从农村搬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位于洞庭湖边的乡镇造纸厂。有一年暑假,我和哥哥跑到洞庭湖边游泳,结果被母亲狠打了一顿。打着打着,母亲自己也哭了。此前,我曾有两次差点溺水,所以母亲十分后怕。
不久后,母亲把我的名字由“周佩”改成“周沛”,说我“命里水门旺”,要加三点水才能养大。从新名字开始,我的情感和洞庭湖就难以分离。
直到读完初中外出上学,我才有机会跨过洞庭湖。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漂”过之后,我回到湖南生活,最终又在洞庭湖边的家乡常德落脚。2018年以来,我开始着手拍摄洞庭湖。慢慢地我意识到,随着时代快速发展,这方大湖在近几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历史上曾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后来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湖泊面积逐渐变小,退居为第二位。它所滋养的流域,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我的拍摄更多围绕着家乡常德所在的西洞庭湖展开。
湖边最常见的就是各类码头。2018年临冬,正是捕鱼的好时节,我来到一个熟悉的渔民码头。渔船上,火盘里的火烧得正旺,4个人在打牌,另几人围坐着烤火。船屋西侧几十米远的地方,湖面雾气重重,几艘采砂船停靠着,看不到一条渔船,湿冷的空气里也闻不到一丝鱼腥气。
我用家乡话和渔民们打招呼并表明来意后,就拉起了家常。他们让我抓紧拍,多拍点,以后就看不到了。从渔民口中我了解到,随着国家《长江十年禁渔计划》(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编者注)加快实行,洞庭湖渔民以打鱼为生的日子马上将成为历史。但要这些大半辈子生活在渔船上的人彻底放弃捕鱼,谈何容易?我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准备下次送给他们。但当我一个多月后再来时,码头已经被封了,围挡内堆满了被销毁的渔船。打听后得知,前一周这里刚刚被渔业部门管控,没有耕地的渔民们统一上了岸。
如今,年老的渔民多在家附近做零工,稍年轻一些的去了更远的地方打工。十年禁渔对渔民们来说,是阵痛也是机遇。在枯水时节,还常有年轻人在湖区浅水滩捞鱼,他们大多是渔民的子孙。不过,他们不会再和父辈一样,过“水上漂”的生活。
洞庭湖滋养着千千万万的人,也承载着“接纳四水,吞吐长江”的调蓄功能。2020年7月,洞庭湖流域连日普降大雨,湖面水位全线超警戒,蓄洪遭遇挑战。我在6天里沿洞庭湖大堤走访了5个乡镇,记录下百姓用双脚守护家园的瞬间。
在我拍摄的100多位守堤人中,最大的82岁,最小的17岁。他们吃在大堤,睡在大堤,丝毫不敢放松对洪水的监测。67岁的老党员覃天祥是一个堤段的负责人,在我拍摄时,他已连续3天坚守在大堤上。他说,防洪守堤是每一位湖区百姓的天职,如果决堤,湖区百姓会流离失所,生活将不堪设想。年复一年,人们对洞庭湖依赖着,也防御着。
后来,我开车再次经过父亲当年工作的那家造纸厂,由苏联援建的厂房早已废弃坍塌。当年造纸直排在洞庭湖里的化工污水,使得周边一些地块至今仍然寸草不生。这让我感叹,人类带来的一些创伤,大自然很难自我修复。
20世纪70年代引入洞庭湖的外来作物“欧美黑杨”,当年被誉为“绿色经济”,为造纸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后来因生长过于密集,对洞庭湖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经过中央环保督察组指导后,2017年年底前后,洞庭湖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197万株欧美黑杨被全部清理完毕,湖区得以更顺畅地“呼吸”。
同样在2017年年底,湖南省印发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列出了33个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对长沙、岳阳、常德、益阳等市提出了明确的治理目标和措施,加快了洞庭湖环境改善的步伐。
对湖区居民来说,生态与生活在不断实现更好的平衡。如今的洞庭湖边,曾经为捕鱼而非法设置的矮围、网围被拆除,大大小小的采砂厂相继被关停、整治,常年存在的“白色垃圾”被彻底清理,生态监测与修复措施越来越完善,湖边开始出现举着手机自拍和直播的人。洞庭湖支流沅江边,一排排新建的楼房拔地而起,推销江景房的年轻房产中介人员活跃在江岸上,如今,那里的房价稳定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
千百年来,洞庭湖就像一位母亲,养育着生活在湖畔的人们,给予着她所能给的一切。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守护她。守望洞庭,就是守望未来。
周沛 摄影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