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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从“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句戏言中，我们不难看出美食与年的深刻链接，两者堪称被“锁死”。无论年俗怎么变，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吃大年初一的饭、吃大年初二的饭……也许一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宴，天天见。
今年过年还遇上了北京冬奥会，边吃边看，相信是不少人的选择。从近日起，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百度打造的《家宴》短视频节目上线。每期节目将邀请体育嘉宾与美食体验官，讲述自己对“家宴”的理解、对家的感受、对团圆的期待。
当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的横空出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地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美食，从来不仅仅关乎吃，当我们在聊美食的时候，我们在聊些什么？
短道速滑冠军张会告诉你什么是“家宴”
《家宴》第一期，85后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张会，现场做了一锅西红柿、木耳、圆葱、鸡蛋的大杂烩，还熟练地包起了饺子。
作为短道速滑运动员，张会说，一大“幸运之处”在于不用控制体重、不用忌口，所有菜式都能吃，但由于训练量非常大，倒也不必为体重发愁。“很多观众觉得运动员天天吃牛羊肉……食材的确很好，但有时候就是不对口味，更愿意吃一些家乡的，那些柿子炒鸡蛋、酸菜……”
“让我念念不忘的，总是家里餐桌上的一种味道，无论我身在何地，家乡的记忆总是在提醒着我，有家才有味道。”张会说。
1988年3月，张会出生于黑龙江宾县。在东北，走上冰雪运动之路有着“地利”优势，一到冬天，学校操场就成了天然的冰场，夏天跑步，冬天滑冰，操场上总是有孩子喧闹的笑声。
11岁时，张会开始接触室外速度滑冰项目。在县城训练的两年时间里，张会都是自己往返，父母甚至都没见过张会的教练。张会一家以做豆腐为生，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父母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她，张会训练之余还要帮家里干活儿。
从小独立的张会，就这样一路从县城滑到了省城，又从中国滑向了世界。2010年，她站上了第二十一届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的冠军领奖台。
“运动员从小和家人聚少离多，常常想念家乡的味道。但很多时候，队友就像家人，我们和教练待的时间，可能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长。”张会说，以前和队友们一起包饺子，一边包就一边聊八卦，谁滑冰太埋汰了、谁速度比较快……“运动员总是想出成绩，有争强好胜心，跟家里基本报喜不报忧，但我们同时互相牵挂。”
张会说：“家宴有时候是一桌子的美味，有时候是漂泊在外的念想，有时候是和队友朋友一起合作的菜品，更多的时候是一家人相聚的团圆。”
做好了一桌子菜，过年和冬奥会也越来越近了。
当“一人食”的文学家写起了吃
如果说家宴的重点在于“家”，那对于“一人食”来说，美食又寄托了什么？
先看看古人，不得不提苏轼。他曾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也用行动示范了如何成为一个名垂千古的美食家。他以文学家的优势，为食物写了载入史书的食谱，比如，“蒌蒿满地蒌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毫不介意饮食环境，一路走一路吃，因地制宜，被贬到荒凉的岭南时吃荔枝，再往南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又大吃生蚝。他还写信告诉三儿子苏叔党，“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不要告诉朝中那些当官的，怕他们知道这里的生蚝这么好吃，一个个都想来！
在东坡身上，美食，事关豁达。
刚过了90岁生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觅食记》。谢冕身上有很多头衔，“中国新诗界泰斗”“中国新诗发展的引渡人”，但这本书暴露了他的隐藏身份——资深吃货。
新诗研究与文艺评论是谢冕的主业，而在常年的东奔西走中，在不断与美食的美妙相遇中，他成为一位饶有兴致的“觅食者”。“饺子记盛”“馅饼记俗”“包子记精”“馒头记粗”，以及“一路觅食到高邮”“除夕的太平宴”“那一碗卤煮火烧”，从一篇篇小文的标题看，谢冕寻觅的美食不走“高端路线”，他更乐于为平常食物画像。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是谢冕的学生，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段往事：“那时，我陪他去福建各地。在福州街边，他驾轻就熟地买了鱼丸，与我等站在街边悠然自得。”
谢冕是大学者，食如其人，专注、认真，不辜负寻常。他曾说过美食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做学问是体验，体验人生、体验学术，需要细致；而要了解它的源头，了解它的人格，了解它的许多变化和创造性，这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在谢冕身上，美食又和学问有了关联。
对了，写美食有两位大家，一是梁实秋，一是汪曾祺。成就有多大，不用赘述，买他们的书去看就好。
明明是讲美食，却充满了人与人的羁绊
普通人了解四方美食有两条捷径，一是通过书，二是通过纪录片，后者从《舌尖上的中国》开始引燃一场大爆炸，至今余波未平。美食纪录片发展到今日，已经有了各种细分品类：按时间，从早餐到宵夜；按地域，祖国大江南北；按种类，火锅、串串、面条、海鲜……应有尽有。
然而，明明是讲美食，却充满了人与人的羁绊。
新冠疫情肺炎仍在蔓延，纪录片《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的开头，就是吃。以吃闻名的武汉，在封城期间，上万家早餐店停业率达98%，但庞婆婆还在坚持。从1975年到现在，从8分钱一碗到4元一碗，每天凌晨4点，她准时开始烧水、掸面、准备食材。庞婆婆坚信一个道理：“他们没地方吃怎么办，人们总要‘过早’（吃早餐）。”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发明”了一个词——美食平民主义，用美食来反映真正的百姓生活，“快递小哥、写字楼白领、大学教师，吃的午餐就绝对不同”。周逵发现，如今，美食成为年轻人对家乡的一种代称，尤其在疫情期间，热干面、小笼包、肉夹馍、火锅等特色小吃，人格化地代表了各个省份。
最后讲一个故事：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大学毕业那年，有一次独自到海边散步，看到一只雄螃蟹为了保护另一只已经死去的螃蟹，向他张牙舞爪。第二天他再去，发现两只螃蟹都死了，紧紧依偎在一起。
是枝裕和感慨，从两只螃蟹的姿态中，年轻的自己感受到了过去以为不存在的东西。看到这里，似乎是一个温暖的故事，但是枝裕和话锋一转，可惜不管是在那之前还是那之后，“螃蟹都是我最爱的食物”。
从美食开始，回到美食，也许是对美食最大的尊重。汪曾祺在《四方食事》里写得好：“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