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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04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我是曲棍球项目的医疗专业志愿者，实际上就是担架员。
2007年，我们团队就在“好运北京”测试赛开展志愿服务了。那年我大三，刚学完解剖学、生理学，还在学医的入门阶段，并没有执业医师资格。因为曲棍球运动员很多都是身高一米九、体重两百斤的大个子，所以担架员都是像我一样壮实的男生。
当志愿者有辛苦的一面。我们要设想和应对很多复杂情况。抬担架怎么起身、怎么发力，4个担架员怎么配合，第一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这些细节都要经过训练。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现场，当时我们没有使用假人帮助训练，而是让团队里最重的人扮演“伤员”。
医疗专业志愿者在场内工作，要遵循复杂的赛场规范。运动员倒下时，没有指令长的命令，志愿者不能自作主张冲进比赛场地。参加国际赛事，有时候就要抑制医生救人的本能，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忍住时也得忍住。
当然，成为志愿者也有享受的一面。比赛结束时，我们会拿出北大的校徽、北京奥运会的纪念品和运动员交换，我至今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小玩意儿。当时，志愿者可以免费搭乘公交车，当我们穿着志愿者制服、挂着胸牌，能清楚地感觉到其他乘客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
北京奥运会曲棍球场是临时场馆，奥运会闭幕后，过了几年就被拆了，当时我们还去缅怀一番。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就建立在国家曲棍球场的原址上。在我眼里，这不仅是奥运遗产的传承，也是我的“双奥”记忆的延续。
2015年7月31日，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那时我已经毕业从医。相比夏奥会，冬奥会的医疗保障要求更为复杂。以滑雪项目为例，如果运动员在雪道上受伤，最快的抵达方式也是顺着雪道滑下去，这就要求救援人员会滑雪。
2017年年底，北京市针对全市医生开展了一次滑雪技能的选拔考试。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很早就爱上了滑雪运动，国内的高级雪道都有信心驾驭，于是顺理成章地入选了这支“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那段时间，别人去上班，我去参加滑雪培训，心里还有点暗爽。
但在2018年，我被委派到新成立的北医三院崇礼院区工作，协调张家口赛区的医疗保障工作。这个工作肯定会和滑雪医生的工作冲突，我因此主动放弃了当滑雪医生的机会。
按照国际雪联的要求，首诊医院应当距离滑雪场地15分钟路程以内，让伤员在第一时间得到专业救助。张家口市区的大医院离赛区太远，最近的医院是崇礼区人民医院。但是，这家医院此前只是一家二甲医院，无法满足奥运会保障的需求。
北医三院接管以后，用几年时间把这个昔日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医院，打造成一家具有顶级软硬件的现代化医院。现在，崇礼医院建起了CT复合手术室，实现在手术过程中做CT，这是很多城市的大医院都不具备的条件。冬奥会期间，救援直升机可以直接降落在医院停机坪上。
作为崇礼医院医务科科长、冬奥协调办公室主任，我除了操心医护队员的衣食住行，在疫情背景下，更要保证同事的安全。走哪个楼梯、怎么消毒，进入闭环后如何防止感染，都要做好预案。赛时，我将同时使用五六台对讲机，对应不同领域进行协调指挥，快速地接受信息，处理后再快速分发、指派任务，我几乎变成了最会玩无线电的医生。
北京冬奥会一共有109块金牌，其中51块金牌将产生在张家口赛区。冰雪运动的受伤风险很高，让受伤运动员在第一时间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是中国医疗力量的体现。我很荣幸，能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双奥”故事。
2008年，完成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志愿者工作后，我受邀参加残奥会闭幕式。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是“给未来的信”，观众和运动员都得到了一张特殊的明信片，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上祝福的话，寄往世界各地。虽然当时北京还没有获得冬奥会举办权，但这封给未来的信，与今年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呼应。
杨钟玮（口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