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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09年到2021年，12年间，摄影师王士杰持续拍摄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高塘村的露天溜冰场。
高塘村地处制造业大市宁波的城乡接合部，临近大港工业城、保税区，周边服装厂、电子公司、汽配厂、模具厂等林立，也由此聚集了大量来自河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劳务输出大省的年轻工人。
村里的这座溜冰场是年轻外来打工者空闲时娱乐和交友的场所。价格从3元、5元到近年的15元，花不多的钱就能玩儿上一天。
王士杰的家离溜冰场30分钟车程。他在溜冰场上见到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他们聚集、聊天、约会……这里每天上演着平凡的人生百态。如今溜冰场已被拆除，被定格在照片中的年轻面孔与情感生活，记录着另一种青春的亮光和颤动。2021年12月31日，以《青春》为题的这组照片获得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
以下是王士杰的讲述：
在溜冰场上拍摄了8年之后，2017年，我来到在溜冰场上结识的年轻人的住处，希望更深入地探寻他们的故事。
其中，当时二十四五岁的小张长着一张白净的脸，说话斯文，看上去比溜冰场上的同龄人讲究得多。他与人合租住在当地农民自建房里，每月租金四五百元。在简陋的木板床、贴满五颜六色广告纸的墙面的包围下，他清秀的大学生形象显得格格不入。
小张在北方农村长大，小时候父母离异，分别去了不同的城市打工。他从小就铆足了劲儿读书，就想长大后到爸妈工作的城市去看看。之后他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大学，但在大三那年，他深陷高利贷陷阱。一开始觉得几千元数额不大，只要辛苦一阵子，就能还上。但此后一年，小张去工地干苦力、在饭店当服务员……把能找到的工作做遍，债务却依然无情地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临毕业时，本金加利息已经累积到数十万元。无奈之下，他只能向远在宁波打工的母亲求助。等母亲为他东拼西凑还完债之后，小张已经荒废了大四一年的学业，错过了校园招聘，也没能拿到学位证。毕业后，小张来到了宁波高塘村，找了一家电子厂上班，每月工资五六千元。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看到了村里的电线杆上张贴的高薪招聘国际海员的广告，要去应聘，从此杳无音讯。当海员据说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元，为了仍在漂泊打工的母亲，小张想要“不做坏事”地尽快挣到钱，攒出一套房子的首付款。
我也曾见过一些年轻人，他们打着日结工，每天只吃一两顿饭，为了省钱很少出门，蜗居在每月100元的出租房里，也有人长住网吧。有的人甚至愿意用几十元的价格出借身份证，全然不顾由此带来的种种后果。
来自安徽阜阳的小李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跑遍全国，还去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混迹了半年，花光了所有积蓄。最困难的时候，他白天做日结工，晚上睡在人才市场的走廊或者公园里，感觉自己像个废人一样耗费着自己的青春，于是痛定思痛，逃离三和，来到高塘村，希望在这里“改邪归正”。他去一家快递公司做日结工，住在月租100多元的房子里，也能攒下些钱，空闲时会去溜冰场消磨时间。他和我谈到在老家和他同龄的这批90后，大多面临结婚难，一些家庭需要依靠家中姐妹的彩礼给兄弟娶亲；也谈起家乡旧病缠身的母亲，说自己出来打工10年，还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2020年年底，他用做日结工攒下的7000元买了一台苹果手机，我知悉后劝他退货，把这7000元带回家照顾家人。他回老家过年后，没再出来打工。
在溜冰场遇见的年轻人中，有许多是像小张、小李一样的打工者二代。随着当地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来年轻人的打工路也越来越难走。以半年、一年或者两年为周期，年轻人来来去去，回到家乡或是去别处寻找机遇，一批人的离去是另一批人故事的开端。
我感觉，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依然把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有的人遭遇家庭变故、父母离开，独自承担生活的压力。但对生活有追求的人，依然希望有一个好的未来，为此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拼搏。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诚实地记录下他们动荡不安的青春。在把镜头对准他们时，有人说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看到并不是每种生活都那么阳光灿烂。但其中总是还有希望。
（李峥苨整理）
王士杰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