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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3月3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提出，目前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发放育儿补贴金、延长生育假等鼓励生育政策，但同时存在“政策部门请客，用人单位买单”，加重企事业单位用人成本，对此他建议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普惠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国务院相关文件也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推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支持政策，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钟茂初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挤占社会保障资源用于奖励生育，将普通民众的社会保障权益作为资源，让生育子女家庭处于优先位；只对生育阶段进行补助，缺乏对养育、教育阶段的长期补助。此外，目前各地政策不一，没有体现全国一致的普惠性生育政策。
他提出，政策部门应着重解决生育支持政策的非普惠性（只有少部分人群能够实际享受到政策实惠）；出台对用人单位的激励政策，解决生育支持政策加重用人单位负担问题；关注一体化减轻生育、养育、教育各阶段的家庭负担。
钟茂初说，要基于“降低抚养成本是提高生育率的根本有效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认知，通过财税举措实施生育友好型政策。
他建议实施普惠性的个人所得税调节政策。对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收入超过起征点的，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收入未达到起征点的，则实行“负税收”政策，向其发放相应的生育补助金。为对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的成本进行合理扣除或补助。
钟茂初认为，这一政策符合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属性。将各地试行的生育奖励，统一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便于全国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可避免各地因财政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而形成的差别化政策。发放到18岁，可涵盖生育养育教育全过程。每孩每月1000元左右的补助金，相比计划生育时期的独生子女费，按可比价格、收入水平对比，这一补助金额度并不高，“从中短期来看，生育补贴带来的消费效应可以弥补这一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来看，人口红利远超这一财政支出。”
在实施减轻企事业用人单位生育相关负担的财税政策方面，他建议对于聘用生育期、养育期女性员工的企业，应实施税收优惠。对于国家政策规定而由企业担负的生育假、陪护假、生育津贴等，应纳入企业减免税收或退税的核算范围，最大可能地降低企业相关负担。在女性孕育、生育、哺育的休假期间，其社会保障应由财政资金缴纳（无论是否被雇用，均计算工龄），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推行全民普惠性的生育保险制度，改变主要依赖用人单位缴费的机制和路径。
为平衡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成本与人口红利的不对等问题，建议国家财政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机制，进行人口生育、劳动力育成方面的转移支付，即人口净流入、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向净流出地区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
针对高学历群体婚育年龄偏大问题，他建议对在学期间生育的女性研究生，学习期限延长1-2年，国家财政承担相应费用和待遇。此政策可先行在女性博士研究生中试行，取得一定成效后，可进一步扩展到全部研究生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