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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春分后的周末，市区通往郊区的道路又排起了长龙。自驾群里有人提醒：大家赏花悠着点，别一脚油开出了北京。在一串感谢提醒的回复留言中，三个哭脸有点醒目：我只能在下楼做核酸（检测）时赏一眼燕郊的花了，希望下周能归队。
不得不说，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对“边界”有了更切实的体会：电梯里的九宫格、排队时的一米线、手机里弹出的受管控地区到访提醒，就连某导航软件也增加了管控区和封控区的地界标注。
边界是一个体系运行的基础。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边界内外，小到街区、城区、城市，大到省界、国界，有形的、无形的。
我曾经租住在北京南二环外紧邻中轴线东侧的一个小区里，接连两个春节，我发现小区外东西走向的大道上，红色的灯笼总是挂到一半便没了。后来才知道，这条看起来笔直的大道，东边归属崇文区（2010年后，崇文区与东城区合并为新东城区），西边属于丰台区。虽然在我这个外来人看来，这里都有着老北京南城的市井与悠闲范儿，但街边上了年纪的老人一定会准确地告诉你，自己是哪个区的。
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城区沿袭的还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区划方法。1952年，区划整合，曾经以数字命名的各区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东单区、前门区、宣武区、崇文区、丰台区、海淀区等。之后，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北京开始不断扩容。1958年，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大兴、怀柔、密云等9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至此，北京基本成就了现有的市域范围。
城市的边界总在不断扩展，即便是在发展缓慢的中世纪。最早限制城市向外发展的是城墙。从技术上说，推倒城墙、扩大市界是非常容易的。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写道：“每当内部空间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口，就像填得满满的肚子，胀得不舒服时，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就松松它的裤腰带。”
正所谓“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推倒城墙不难，但跨越山川河流就没那么简单了。其实，和很多国家一样，我国的行政区域划界多是“山川形便”——以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地貌作为边界。据古书记载，这一划界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山川两侧的地域，因地貌、气候、土壤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种植、饮食以及风俗习惯，以此为依据划定行政区域，既有利于物质与精神文化同一化，也便于管理。
不过，自古为防止借“山川形便”割据自立，以自然地形划分政区的传统原则也常被打破——将同自然地理单元分划为不同行省，形成犬牙交错之状。所以，也有史家认为，元朝11个行省，地域辽阔，几乎全部采用“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终灭亡”。
边界在保护自己、区别他者的构建中，必然不可侵犯。不过， “民族国家的边界往往更多缘于帝国的野心、政治上的权宜考虑和历史的偶然事件，而不是缘于地理、文化、种族等更‘自然的’断层线的一种关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商务印书馆）。
边界动态的，甚至“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在历史的不断变化中，理解它的观念变了”（《发现东亚》，宋念申），而我们所引发的争执、错误常常就在于“将现在的概念地图失真地投射于过去的思想领域”（彼得·哈里森）。
边界的历史性、复杂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倒塌的柏林墙到美墨边境墙。墨西哥摄影师Alejandro Cartagena在她的《无边界》系列中，将分别拍摄于美墨边境墙两侧的“女儿在美国”和“母亲在墨西哥”的两幅肖像并置，给了人们一个交叉观看的新视角。其实，从来没有一方，可以孤立于边界而存在。
上世纪90年代起，哥伦比亚通过航空喷洒除草剂甘膦以减少古柯的非法种植。作为一种致癌物，除草剂漂过边界，危害了厄瓜多尔的居民和环境。多次谈判无效后，厄瓜多尔向国际法庭提起了诉讼，最终判决哥伦比亚禁止在边界10公里内喷洒除草剂。厄瓜多尔边境地区的居民得到了赔偿金，而同样遭受伤害的哥伦比亚本地农民却得不到赔偿。
身处不同位置，对于边界的认知也是不同的。正像宋念申所说：“你在核心腹地感受到的国际关系，与在边地感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国际关系不只有抽象化的国家视角，也有具象化的、人文性的视角。”
边界的意义当然不是只有硬邦邦的区隔、对立，边界也隐含着沟通和连接的可能。借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提出的“柔性边界”，正是强调彼此间的渗透和融合，通过柔性的边界环境营造出连续、开放、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积极空间。
从现代性的发展来看，交通和信息的不断融合、城市的无限膨胀似乎使边界模糊成为必然结果。但正像所有系统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边界，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当城市的发展超过一定的界限时，当城市建立的基础被动摇时，就预示着整个文化将遭受范围更广的破坏。“到那时，每一个大都市都将丧失它残留的特性。大城市在它变成无边无际的集合城市时，也就消失了”。
郑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