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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刘歆今年39岁，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2018年到2021年，他和合作者求解了Stiefel流形优化的首个高效且具有高可扩展性的并行算法，并发展相关理论和软件，解决了该领域的瓶颈问题，相关内容在材料计算、机器学习、统计大数据分析中有广泛且重要的应用。他认为，取得这样的成果与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完善有关。
他2004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到该院读研，“读研期间我只发了一篇文章。”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按照当时普遍存在的研究生论文发表要求，要是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毕不了业”。
刘歆很庆幸，自己所在单位早年就探索了比较“开明”的人才评价标准和方式，使他能够潜心钻研。
读研时，刘歆没有被要求一定要发几篇几区的论文，他说：“我的导师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鼓励我们厚积薄发。”入职以后，考核也没有增加刘歆工作上的压力。据他介绍，在中科院数学院一级学科就有4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千差万别，但单位的评价标准把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乃至管理科学的科研人员都“照顾到了”，“不用担心发表的文章少会被警告”；没有要求每个人在每个职称段必须拿多少经费；国家级“帽子”在评职称时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谈到考核周期，他顿了顿说：“我忘了是4年还是5年，因为周期很长。”
近些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刘歆看到包括“不唯论文”等“破四唯”的做法正在被主流学术界接受，他感叹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那么，“刘歆们”到底如何被评价呢？
他举例说，单位的考核方式是答辩，考官是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被考核人介绍自己近年来最得意的工作，重点侧重于工作的国际影响力，包括重要的引用评价，或是解决了哪些多年以来悬而未决的公开问题；如果是偏向应用科学的工作，可以介绍如何解决了国家核心战略问题，获得了何种应用效益。
刘歆介绍，学术委员会一般由本单位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如果是晋职评审会，还会邀请一些国际知名专家参与。
如此“立体”而“灵活”，刘歆认为采取这种评价方式的底气，是周围的科研人员普遍很优秀。尽管没有硬性指标，不看重文章数量，但同事们的水平都在标准之上。他认为，这恰恰说明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利于创新。
此外，减负松绑的政策也让他感到了科改“润物细无声”的关怀。比如“以前我们申请国家科研经费时要做非常详细的预算表，耗费了很多时间，其中有些项目，比如‘能源动力费’‘试剂、药品费’常常让数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现在推广“包干制”，他感到经费的申请与使用情况明显改善。
他的另一个突出感受是，国家层面对数学科学的重视，使得数学领域的重量级科研平台得以建立：2020-2021年间，首批13个国家级的应用数学中心在各地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天元基金设立了5个区域天元数学中心，支持筹建昆明天元数学国际交流中心，并为后期运行提供支撑。各地的数学科研工作者有了更好的科研环境。
在感受改革红利的同时，他也认为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刘歆非常认同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袁亚湘院士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期待建立科研人才“特区”，让更多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能够潜心钻研；期待青年科技人才“重引用、轻用好”的现象有所改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