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临床药物95%最初专利来自国外，大型医疗设备95%由国外进口，临床标准规范指南95%借鉴国外。在第二届中国医学发展大会上，医学领域里经常提到的“3个95%”再次被提及。有专家认为，这组数据反映出我国医学基础原理和临床研究重大突破有限，医学技术演进、融合、颠覆探索不够等问题。
第二届中国医学发展大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举办，主题为“构建国家医学卫生健康战略科技力量”。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中国医学发展大会的举办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我国需大力培育从事医学研究的顶尖科学家
2022年3月，全球学者库更新了“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在前100名科学家中，中国科学家仅有3名，分别来自化学、物理和材料学，医学学科无一人。而在这前100名科学家中，美国的医学科学家有34人。2016-2021年生物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美国每年超800人，占比高于当年各领域总数的33%；日本近年来生物医学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25人降低至2021年的10人，占比仍高于当年各领域总数的11%；中国生物医学领域高被引科学家已从2016年16人增加至2021年48人，但占当年各领域总数的比值均不超过8%。上述“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排名”列出中国的前1000名科学家中临床医学仅有125人，而美国的前1000名科学家中临床医学有547人。
在当天的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学术咨询委员会主席王辰院士在列举完这组数据后表示，我国严重缺乏医疗领域顶尖科学家，并需要大力培育从事医学研究的顶尖科学家。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提出，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科技事业发展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三个面向”。在“三个面向”基础上增加“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体现了科技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三明考察调研时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健康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辰院士指出，21世纪是医学与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
维系老百姓生命健康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王辰院士表示，我国医学研究投入不足，临床研究投入更低。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医学科学部投入45.79亿元（占NSFC投入21%），其中临床相关投入1.51亿元（占NSFC投入0.69%)。
王辰院士进一步指出，我国临床医学研究投入不足的同时，也缺乏专项资金支持；全国临床医学研究网络未成体系，缺乏行业标准；临床医学科技人才匮乏；高质量水平的临床研究产出少。他认为，在推进构建国家医学卫生健康战略科技力量过程中，亟须设立专门的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建设秉承国家意志、承担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国家医学科学院，不断完善国家医学战略科技人才体制。
加快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
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上世纪初，我国为培养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创办了八年制医学教育。截至目前，八年制医学教育已累计培养了近万名毕业生，成为我国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之一。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在充分肯定我国八年制医学教育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强调，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背景下，加快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了八年制医学教育改革，创办了“4+4”人才培养模式，从全球顶尖学校招收非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协和医学院进行4年的临床医学专业课程学习。入学的学生本科专业覆盖生命科学、化学、工程、数学、计算机、经济学等近20个专业。
林蕙青说：“教育部非常关注这项改革，今年年初，我们组织观摩了全球招生的网上面试，看到了一批素质优异的学生来应试，非常令人振奋和鼓舞。”这些学生有着非医专业完整的学习和思维训练，为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42所一流建设高校中，30所设有医学院。林蕙青表示，这一现状为医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着力加强的是，一方面，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推动建立多学科与医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调配集中多方资源，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打破传统学科间的壁垒，通过设立交叉研究机构和平台，设立交叉研究课题和经费，开展专家教师“双聘”等形式，加快多学科的合作，促进交叉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破除政策性障碍，从专业设置、招生考试、资金支持、论文评审、毕业就业等多方面支持高水平大学积极探索医学与其他学科的“医学+X”或“X+医学”的人才培养新途径、新模式，在我国加快形成医学领域多学科背景拔尖人才汇聚的集群优势，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发展。
青年医生搞科研有热情，但能力不足
本届中国医学发展大会共有160余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参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对与会嘉宾提到的我国医疗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深有共鸣。
王拥军常年从事科研工作，他不仅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新英格兰医学》《美国医学会》《英国医学杂志》等国际顶尖医学期刊上发表多项成果。
王拥军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医生来说，科研和临床不是对抗的关系，如果一个医生懂科研，他对病人的照顾、对新知识的应用和对药品的理解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我国脑血管的发病率居全球首位，卒中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王拥军及其团队历时近20年的研究成果使我国脑血管病的复发率相对下降37%-73%。他们创建的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改进体系覆盖全国2497家医院，使我国脑血管病医疗质量指标规范执行率相对提高21%。
王拥军在进行这些科研攻关时感受到，“青年医生搞科研的热情是有的，但是能力不足。原因就是没有临床科研的培训体系，他们在大学里没有人教这样的课程。”
王拥军介绍，美国的大学也没有专门教临床科研知识，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医学生在当了医生以后如果想从事研究工作，需要回大学攻读名为“临床研究”的硕士学位，学期为两年。王拥军曾在杜克大学了解过这样的课程。杜克大学的“临床研究”专业设置11门课程，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受试者保护、申请基金等内容。
王拥军说：“如果不对青年医生进行这样的培训，把钱（基金）给他了，他也可能用不好，也有可能做出来的研究别人看不懂，因为不符合国际统一标准。”
王拥军表示，目前，国内的医学院校中仅有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首都医科大学开设了专门针对临床研究的课程。其中，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于2020年5月20日成立，当天正值第十六个“国际临床试验日”，王拥军任系主任。
王拥军在这个学系的成立仪式上说，学系以培养临床研究的专业化队伍、打造更多的临床科学家、营造临床研究的文化和推动临床研究的发展为任务，根据专业方向设立临床流行病学组、临床试验学组和临床药学组三个学组，拟定开设临床研究方法学概论、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试验等20门课程。
早在2013年，王拥军就开始在挂靠于北京天坛医院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培养临床科研人才，成立起200多人的“方法学团队”，负责专门落实科研过程中的样本库管理、数据整理等具体细节问题。
王拥军说，9年下来，这套模式还是很成功的。凭借改变了英、美等多国临床指南和教科书的“硬核”科研成果，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成为世界脑血管领域里的知名研究中心。
王拥军计划将此前探索出来的模式在新成立的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继续实践。他本来希望可以像杜克大学那样，招收已经获得学位的医学生，对他们进行为期两年的硕士培训。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愿。目前，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还未获得学位授予资格，且今年只拿到了5个招生名额。王拥军计划通过“临床科学家培训计划”等培训班的形式开展教学。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第一步可以迈出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