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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的北京，风卷着杨絮漫天飞舞，困扰着一部分患有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与此同时，在有疫情发生的城市，住在高密度小区的朋友正在为了通风发愁，“我们今天已经不敢开窗了，因为对面的住户确诊（新冠肺炎）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被告知的一个重要防疫方法便是保持通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呼吸房间里其他人从肺部排出的空气，而每个人吸入的空气里，3%或4%是从其他人的肺里呼出来的。”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建筑项目主任约瑟夫·艾伦表示，“不过通过通风来抗击新冠病毒的挑战在于：它是无形的，人们难以理解通风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没错，风是无形的，它借助飞扬的发丝、荡漾的湖水、断裂的树枝现身。儿时，老师会试着告诉我们，通过烟囱飘出的烟的形态，辨识当下刮的是几级风。风是包容的，拂过海面便裹挟了湿气；路过人家，便带来了烟火气。风用无形的力量雕刻着坚硬的石头、地球甚至宇宙的模样。
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斯皮尔克（Spilker）及其团队，利用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ALMA），观察到超过120亿光年外来自SPT2319-55星系的气体，这是有史以来早期宇宙中最遥远清晰的外向流。“如果外向流基本上发生在每个星系中，我们就会知道分子风不仅无处不在，而且它正是星系可自我调节的真正普遍的生长方式。”这篇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如此写道。
风在星际间流动，拂过地球的表面，将植物的种子带到各处，创造着生机。风，从古老的原野吹向不断拔地而起的城市。城市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生长，自然地形被迅速改变着。气流流经城市，风速减慢，风向也发生了改变。
由于风速减缓，高层建筑集聚的城市内部、建筑密度较高的“城中村”、被高层建筑围绕的“盆地”等都成为高温和污染物不易扩散之地。城市的热岛效应、雾霾及大气污染等问题困扰着大城市的发展。
几年前，北京、广州、西安、南京等城市在规划设计中提出类似“城市风道”的概念，希望通过城市规划设计，保证城市主风道的畅通。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崔恺表示，今后在城市的规划中，要优先考虑城市“风道”建设；对那些已经建成的、却又阻碍风道的大楼，不能人为强拆，而是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到达使用年限后再拆除，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身处京津冀的人们明显感到，能看到蓝天的日子越来越多，人们说，是风吹走了雾霾。风对调节城市微气候，促进污染物扩散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事实上，单靠“风道”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热岛效应、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的。
2021年3月中旬，北京经历了一次“近10年来最严重的沙尘天气”。有网友问：“是不是为了吹走雾霾，防护林开了口子，又迎来了沙尘暴？”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张碧辉解释道，防护林主要是地表植被，对整个风场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
不过，这些地表植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沙“进城”。
1977年，世界防治沙漠化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北京被列入沙漠边缘城市。北京的绿化建设从那时起提上日程，三北防护林、重点风沙危害区绿化造林等工程相继启动。2002年，北京又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一期工程用了12年，植树1.5亿株，构建起了“北京防御风沙的第一道防线”，二期工程将于今年收官。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8年，“三北”区域沙尘暴的发生次数从过去年均6.8次减少到2.4次，减少了近2/3。
其实，“风”一直盘旋在城市上空，伴随其发展。
1752年，英国植物生理学和空气化学专家斯蒂芬·黑尔斯说服伦敦纽盖特监狱当局，在房间的墙壁上增开通风孔并安装风扇，增加室内空气流通，以降低囚犯致病率和死亡率。1758年开始建造的英国普利茅斯海军医院，将以往通用的中央大厅式的设计改为多个独立建筑，每个建筑设有多个病房。病房间由内墙隔开，以收治不同病种的患者；病房两侧均设有窗户，以确保空气流通，减少交叉感染。而这一设计也成为不久后法国医院体系改革的重要参考，受路易·维希十六委任，法国两任科学专家委员会最终出版了完善医院通风和医院基本建筑的备忘录。
19世纪后期，经历了霍乱的欧洲人，逐渐了解了传染性疾病是如何传播的，通风井以及后来发展的通风设备逐渐被视为公寓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解决方案。1916年，纽约出台了第一部区划条例，详细规定了高层建筑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日照、通风的问题。
此后的百年，全球城市的平面和垂直规模节节攀升，制造的热量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关于城市人口居住的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风，是人类的伙伴，偶尔也是敌人，一如人类诞生之初，自由而不受约束。
郑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