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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想必大家对这篇《兰亭集序》都不陌生。“修禊”原本是祈福禳灾的仪式，不过王羲之等人借此机会举办雅集，饮酒作诗，畅叙幽情。文稿结集后，乃有王羲之所撰的这篇序文。
雅集是中国传统文人吟咏诗文、切磋学问（以及吃喝玩乐）的聚会。不过雅集是偶发的、短暂的。如果对雅集日常化、规范化，就变成了“社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人群体，为了相近的学术理念而结成社团，甚至有固定的集会地点，常年聚会以探讨学问，砥砺技艺。
明代中晚期社集云起，出现了诗文社集、心学讲会和制艺文社等不同类型的社集。约以万历末年为界，之前是前两类社集风行的时期，之后是制艺（八股文）风行的时期。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各类社集为窗口，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思想文化风潮及其嬗变交替的过程，而这又与王朝政治、阶层秩序、地方社会等因素有莫大的关系。《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一书就是讨论相关问题的一部力作。
谁来结社？
所有的社团都有组织者，所以首先要叩问的是，谁来结社？
传统的结社研究，通常将声名卓著的文人士大夫置于结社活动的主流地位。如谢国桢研究明代复社，先讲张溥和张采，两人因驱逐魏忠贤义儿顾秉谦于昆山，所以郡人集资为之立碑刻石，“天下咸重”。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应社、复社以参与政治、反对阉党为要旨，自然需要这样的群伦领袖。
然而，明代除了南京、苏州这类全国文化中心城市，普通的地方州县亦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类集社。譬如书中提到的漳州、衢州、温州、金溪等地，这些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府县。
漳州霞中社的组织者是地方士人张燮，而同时又邀请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李楷、宗孟。这是因为在万历年间，税珰（掌管税收的宦官——编者注）高寀在地方横征暴敛，霞中社欲以军政要员与之制衡。衢州士人方应祥亦非文坛主流，只是一个以科举制艺为生活重心的普通士人。但因制艺写作技巧高超，以及对制艺亦当文以载道、传达圣贤精神的理解，他成为衢州倚云社、杭州小筑社的核心人物。
温州的山人群体结社更为有趣。明中后期，江南山人文化传入温州，普门张氏、英桥王氏、七甲项氏、李浦王氏等永嘉场大族的世家子弟，纷纷以“山人”自称。山人结社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以文化资本博取地方政治资本和社会控制话语权的新机制。江西金溪的“小读书人”，更是一群二流的、虽有著作但几乎皆已不存的地方文人，但他们往往在当地扮演重要角色，是地方社集的主要成员。
总而言之，不同于以文坛领袖为核心的传统研究，本书对各类不同人群的关注为结社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如何结社？
崇祯年间，衢州人徐日为族兄福建左参政徐日久编纂文集时，特意分出“游记”一类，强调士人出游的必要性。同乡方应祥亦有类似体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游历、交友、写文中度过。而科举制下，乡试在省城举办，更促进文人集社往高级城市的集中。
温州的山人集社则呈现另一面貌，其生活中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郊或坊市之内，并兴建园林，借以举办社集，炫示文化意趣。温州山人邀请曲艺高手，豢养男童小史（即私人置办的戏曲人员）和女伎，造访高僧大德、修习佛法。他们的集社内涵丰富多元，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结社，实是区域流动性不足状态下的地方社交圈层活动。
晚明时期，政治、军事是社会议题的焦点。南京城里的士人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结社活动，激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而这种激情的结社场景实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繁荣来支撑。
清初，清朝以故明历史教训为鉴，限制集会结社，另一方面入清之人亦有“安身立命”之忧，所以当时士大夫官员皆讳言结“社”，多以“文酒会”称之。这种“文酒会”已经与晚明文社大不相同，内容以“好古鉴赏”为主，实际上是另辟蹊径，以延续儒家经世观念，只不过不再形成高头讲章般的论述文字罢了。
为何结社？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结社，这关系到文人社集的旨趣。一般印象里，文人结社是为了吟咏诗文、切磋学问，是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和风雅之举。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科举仕进是传统时期最重要的阶层晋升渠道，以科举为目的结社所在多有。
譬如晚明山阴县人祁承参加的合辙社，就是为研讨经义、备考科举所设立的。这一方面可以在研习举业之余，以诗文唱和缓解痛苦；另一方面还可以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提升考试能力。
与之相对，在重阶级、身份的日本传统社会，没有类似中国科举制度的阶层晋升通道，游学、结社就成了普通读书人追求学问、建立人际关系和提升身份地位的途径。民间社集则使武士、町人跨越身份藩篱，得以自由交流，忘情于风雅世界。
同一地的社集也存在前后变化。扬州崇祯年间的直社和清初的丁酉诗社、夏声社，是由一群在扬州的秦地文人结成的。直社的旨趣在于确立“正确的”学术、移风易俗。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被不断强调和复制，与两淮盐商之间的身份区隔则被凸显。经过清朝对结社的打击，丁酉诗社和夏声社不再关心复古，而是转向“力振秦风”。也就是说，作为晚明江南浮华文化的对立面，秦地文人以“吾秦”来建构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结社是一种以诗文酬唱、研习经典形式进行的文艺活动。不过，一旦结社和政治扯上关系，就容易变成“党”。明代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又有诸多官僚、士人加入，往往谈论国事，遂成“东林党”。东林党与浙党、楚党等派意见不同，演变成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的党祸。
清初，清世宗雍正下令严禁结党营私：“凡为臣子，但当砥砺品行，奉法尽职，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开党与之渐，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党同伐异。”（《清实录·世宗章皇帝实录》）这个说法确有道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文人在18世纪中叶变成了法国的首要政治家。当时文人提出以理性和自然法则来取代复杂的传统习惯，而愚昧的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上流贵族也支持文人的思想理论，沉溺其中。然而，“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法国大革命最终摧毁了这些陈情改革（实际上是革自己的命）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学人可不慎欤！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郑鹏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