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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8日，北京三里河东路8号，9时许，随着左侧柱子上的红绸布揭开，“国家反垄断局”的全新牌子映入眼帘，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牌子并立两侧。这是继2021年挂牌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之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又一个举动。
据统计，1981年以来，党中央部门进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进行了7次改革，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学界有这样的共识：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机构改革，通过机构改革，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张克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与以往机构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不同，2018年启动的机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跨军地，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机构。
张克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进一步增强，显著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
张克表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党和国家管理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既有机构层面的，也有职能层面的。“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等，推动各类机构、各种职能相互衔接、相互融合，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协调行动、高效运行，构建起适应新时代新任务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基本框架。”他说。
张克指出，在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基本框架中，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是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全覆盖、全贯穿的，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同，保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令统一、运行顺畅、执行高效、充满活力。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要动奶酪的、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是需要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的。”面对改革中要啃的硬骨头，在改革启动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定下了基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挥统领下，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不回避权力和利益调整，把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作为主攻方向，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不简单修修补补，不搞模棱两可，下决心解决长期存在的职责交叉问题。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张克认为，为解决国务院机构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等问题，本轮改革聚焦优化政府职能设置，通过梳理各部门事权类型和特点，提出“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改革思路，整合相近或联系紧密的事权组建新机构。
在2018年机构改革之前，反垄断执法工作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三家机构分头执法，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迭代升级，反垄断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市场营造更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
“这些新机构设置和职责划转打破了既得利益格局，体现了机构改革的科学性，有利于提升国务院机构的行政效率和履职能力。”张克说。
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轮改革突出问题导向，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下大力气破解难题。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多部门环境保护职责，统一行使对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和执法职责。新设立的国家医保局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为老百姓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整合全国老龄办相关职能，为民众提供全周期健康服务，有利于应对老龄化，医养结合的相关政策措施务实管用。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施以来，党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持续推动重点领域机构职能改革，完善乡村振兴、疾病预防控制等领域机构设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坚定不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决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张克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机构改革不光是“改头换面”，还要“脱胎换骨”。张克认为，要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起到“化学反应”，要持续写好机构改革的大文章，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党中央机构改革决策部署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持续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运行改革，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同时，须通过机构与职能的协同、领导效能和决策质量的提升、机构履职尽责能力提高、政务流程优化与提速等“化合作用”，使各级各类机构与人员的办事绩效、公共财政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益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