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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6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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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者说

张卫星:相信秦始皇兵马俑会“复活”

张卫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曾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年06月21日   11 版)

    秦始皇兵马俑。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5月24日, 张卫星在百戏俑坑发掘时整理出土陶俑。张卫星供图

    2016年,秦始皇帝陵遗址道路发掘现场。张卫星供图

    2019年3月14日,张卫星在研究新发现的泡钉俑。张卫星供图

    我从1995年参加工作就在秦始皇陵,参与发掘过兵马俑二号坑。2009年之后的10年,我负责主持秦皇陵园的考古工作。

    在《国家宝藏》节目中,张国立评价我是“最浪漫的考古人”,因为我说相信这些陶俑会复活,陵园的一切都会复活。尽管在现代人眼里,这些只是不能动的明器,但考古需要追求一种代入感。

    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遗物遗迹,它们一定是会活起来的。秦始皇设置了各种陪葬坑,有军队、车马、百戏、水禽等,想在死后的世界享用。陵墓是秦始皇死后的家,他把兵马俑设在一个相对较偏的位置,是因为家里不应该有战争的纷扰。代入古人的视角,才能发现我们用现代人的眼睛看不到的历史细节。

    和刘邦是“老乡”,曾想学外语和经贸

    1970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汉高祖刘邦就是从这儿发迹,自称“沛公”。当地人对这个事情津津乐道。

    我的历史启蒙是从爷爷的故事开始的。他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我在他身上看到,读书是受人尊重的一件事。那个年代一般人家不会主动买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套《古代文选》,很厚的两本,应该是他当时花了大价钱买的。

    那个年代没有空调,傍晚人们就在房前屋后乘凉。小孩爱听故事,老人就在这时候讲给他们听。那时候我对“祖先”很好奇,就问我爷爷,“我们祖上是干啥的”“我们张姓的祖先有没有啥名人”……他就聊到,我们有一个祖先是元朝的大将,身份地位很高,嫉恶如仇。

    从小学起,我就很爱学习,到了高年级甚至觉得走读浪费时间,搬去和学校的一位老师一起住。后来,我母亲花了很大力气把我从村小转到了城镇小学。虽然上学路程变远了,要一路小跑40分钟,但我也因此有了考上沛县最好中学的可能。

    到了高中,我的历史成绩很好。那时候喜欢历史,是觉得它有一定的逻辑,甚至还可以把前因后果串联起来。但高考后填志愿,我没有选历史专业。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和外语是最热门的专业,我就想选这两个,觉得比较风光,同时苏南、上海一带的大学是优先选择。

    结果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傻眼了,被调剂到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这压根儿不是我想去的学校,也不是我想学的专业,我甚至不知道西北大学在哪儿。后来上大学的表哥告诉我,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当过西北大学的校长,我才觉得这学校还是不差的。

    1991年,我离开徐州,在绿皮火车上“哐当”了一夜,来到西安上学。我深刻地记得,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冷到没办法了,只好叫家里再给我寄一床被子过来,盖两床被子才能睡觉。

    “稀里糊涂”学考古,一开始就是挖土

    我入学的时候,考古是小众又冷门的专业。西北大学考古专业那一年共录取了14人,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是服从调剂来的。大家不知道考古具体是干啥,第一年稀里糊涂的,甚至有些抱怨。

    我虽然对历史感兴趣,但考古和历史不一样。考古专业除了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和历史专业一样学之外,其他就“分道扬镳”了。比如仰韶文化,我们就要学它在哪个地方分布、发现哪些遗址、遗址多大面积、出土了什么器物……还要学摄影绘图这些技术。我中学喜欢的历史是“纸”,而考古学的是“物”。

    大学第一学期讲旧石器考古,讲一百万年到几十万年之前的元谋人、蓝田人、石头、石片之类,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后来几个学期到了夏商周、战国秦汉、宋元明清的考古,才开始有些兴趣。大三,我们有了第一次实习,去河南三门峡的班村遗址实地发掘。那里是仰韶文化最早定名的地方,也是在那儿,我才真正了解考古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就是挖土,可能所有考古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一开始也很兴奋,自己抡着铲子一遍遍在那儿挖。

    其他同学都在遗址核心区,出土的东西特别多。仰韶时期的陶器是红陶,同学一天能挖出几袋子陶片,下工的时候就用架子车装上,一车一车往回拉。为了解决遗址的边界问题,我被老师安排到遗址的边缘。这里一天只出十几片,手提着一小袋就回去了,我也当宝贝似的。后来在我负责的那个区域,果真发现了一个大的壕沟!

    我们考古队的驻地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校,有宿舍和食堂,食堂的伙食还不错。当时带队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要在这里搞一块新考古学学派的“试验田”,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理念来解决考古问题。我们就在那个小学的教室里听考古大咖们的讲座。

    野外考古没有工作日休息日之分,下雨天就是休息天——但也只是意味着田野工作休息了,整理材料的工作还要做。考虑到遗址和文物的保护,野外考古一般选择春秋两季发掘,避开多雨暴晒的夏季和降雪冻土的冬季。于是,人也跟着沾点儿光,到了很热的时候,我们的考古田野实习就结束了。

    初遇兵马俑,清理出土文物和挖红薯有什么相似之处

    对考古而言,西安有天然的优势。大四那年,听老师说秦始皇兵马俑那儿在做考古,我们几个同学就打算过去帮忙。到了才知道,竟然是兵马俑二号坑的正式发掘!他们从1993年年底就开始,1994年迎来了大规模发掘。

    二号坑的面积特别大,有6000多平方米。我们去的时候,坑上方建了一个巨大的展厅,施工还没有结束,灯光照明也不好,就像一个大建筑工地。当时二号坑还在取上层表土的阶段,我们就在这个展厅之下跟着老师做清理和发掘,蹲在那儿,拿一个小手铲,一铲一铲慢慢清理,断断续续在这儿待了半年。

    在休息时间,我才去看了壮观的一号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兵马俑,跟课本上看到图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么大体量,给人的震撼和冲击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当时一号坑中间还穿过一道悬空的人行通道,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兵马俑。

    如果说挖土是考古第一个层次的工作,那清理就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精细地挖土。挖到一定程度,快发现遗物遗迹了,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会先用铁锹把土铲平,铲出一个光滑的面,然后用手铲把它刮平。在铲和刮的过程中,就能分辨土的颜色、质地、密度的不同,土中有没有夹杂物,然后根据这些来判断哪里是遗迹、哪里是自然堆积。

    一铲下去,如果土很实在,那它可能没有被动过;如果土是虚的,说明有可能被人为翻动过。那就要先把它的范围找出来,然后用小铲子和小竹签把它的形状清理和剥离出来;器物暴露后,不能动,先画图照相;采集完资料,继续从上往下一层层挖,直到器物完全暴露,再将其全部收集。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有人用考古的方法挖红薯:先把红薯秧子弄到一边,然后慢慢往下挖;红薯露头后,判断这一堆大概有多大,慢慢把周围的土从上往下一层层挖掉,清理完周围的土后,这一堆红薯就全部露出来,一提,这堆红薯就提走了,不能红薯刚露个头,就整个儿从地里薅起来。考古清理器物,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外行人可能会想,有没有一种技术可以在考古发掘之前穿透地面去探测遗迹遗物有多深?我们其实一直在发展这种技术,但目前都不理想。技术探测只能探到大概位置,至于这个文物具体啥样子,只能通过发掘得知,就跟现在大家说的开盲盒一样。

    到了大学毕业,我的想法已经转变,觉得干考古有意思,比学历史还有意思。我进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当时班上14个同学,留在陕西的外省人就我一个。记得当时老师说,“欢迎你留下来支援陕西”,没想到我就在陕西待了快一辈子。

    博物馆的驻地在一个偏远乡村,离临潼县城还有七八公里。我1997年结婚,和妻子住在博物馆,一直到2010年左右才搬出来。

    秦始皇陵有群穿“超短裙”的陶俑

    参加工作以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百戏俑坑的发掘。在这之前,我们都习惯性地以为秦始皇陵的陶俑就是兵马俑那个样子;结果1999年试掘出土的陶俑,多数只穿了一条短裤、短裙,甚至是超短裙。有的体型特别魁梧,虽然没有发现头部,但已高达一米八,肌肉也很发达,一看就是大力士的形象;有的体型瘦小,不加头部只有一米五。无论高大的还是瘦小的,都在做各种动作,这就比较奇怪了。

    不过,在秦始皇陵做考古,发现再特殊、再精美的东西都不足为奇。

    从2010年起,我们对陪葬坑进行整体发掘,又发现了一批陶俑,到现在还没有修复完。最近几件修复好的陶俑中,有一个姿态像坐在椅子上,小腿和大腿、大腿和上身都呈90度。这种坐姿在今天很常见,但秦汉时期的坐一般是跪坐、席地而坐,像这样有坐具的“高坐”非常少见。还有一件陶俑在做鲤鱼打挺的动作,仰面跪伏在地上,腰部拱起来。

    根据文献记载,秦朝宫廷有一种叫作“角抵”的游戏,类似今天的摔跤游戏,到了东汉发展成为“百戏”,相当于现在的杂技,有倒立、爬竿等。后来我们判断,这批陶俑很可能是在宫廷里面从事表演活动的人员,因此定名为“百戏俑”。

    百戏俑坑后来的发掘是我全程带队参与,虽然很兴奋,但也惴惴不安。虽然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没有挖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始终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诚惶诚恐地工作。百戏俑坑有三条坑道,其中两条坑道出土的文物都没有想象中多。

    考古其实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的领域——当然得是合理的想象。我们用遗迹遗物去链接古人,这中间有无数个环节,你可以去一一验证自己的想象。百戏俑出土后,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猜想,这些接近裸体的陶俑是不是和古希腊的雕塑有关,BBC拍的纪录片就脑洞大开,设计了一个环节——让秦始皇看到了古希腊雕塑。

    考古不是“挖宝”,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

    考古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发掘,把遗物遗迹客观地呈现出来,这是考古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比较少,需要在全国各地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来建立研究的谱系和序列,比如,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当这些空白填补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去研究了。

    考古界有一个说法,“考古并不是挖宝”。并不是发现的越多越好,我们工作的目的是怎样把这些发现串联起来、解释清楚。1996年以后,兵马俑二号坑大规模的发掘就停了,当时的老馆长袁仲一先生说,挖掘到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他提出过一个考古的“三三制”原则:整体上发掘三分之一,把它研究透,剩下的三分之二保留下来,留给子孙后代,等到有了更完备的研究和技术,再进一步发掘。因为考古发掘有带来破坏的风险,层层揭开的物理过程是不可逆的。

    秦始皇陵60多年来发现了600多个遗迹,包括建筑遗址、陪葬坑、陪葬墓等,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考古阐释。考古的终极目的是复原历史,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考古归根结底,是一个认识人的学科。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秦始皇陵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也是颠覆性的,不仅弥补了遗存布局等方面的空白,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在阐释的层面上比前人走得更远了一步。

    来西安旅游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凉皮、肉夹馍和冰峰汽水被称为“三秦套餐”。我一直想做出一份自己的“三秦套餐”,是对秦始皇陵、秦始皇、秦帝国的深入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不知疲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张卫星口述整理)

张卫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曾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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