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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生动写照。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深居敦煌50多年，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小时候一篇课文让她开始向往敦煌。1963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25岁的樊锦诗毅然奔赴敦煌。
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咸水，吃粗粮……本就体弱的樊锦诗咬牙坚持着，最苦的还是至亲分离。从敦煌到武汉，两地相距2500公里，夫妻天各一方，孩子寄养在农村。19年后，樊锦诗的丈夫来到莫高窟，他们才得以团聚。
“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资匮乏，但一走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樊锦诗回忆说，“在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
50载春秋冬夏，樊锦诗走遍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退休多年，樊锦诗每年大半时间还留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的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是她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敦煌莫高窟，每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
1985年至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那一次的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樊锦诗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政府法制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量。如何让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樊锦诗忧心忡忡。
一天，樊锦诗刚到一处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过多的游客进入，会破坏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都会对壁画和彩塑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对比100年前拍摄的照片，莫高窟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看来，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沉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提上议程。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2021年7月1日，樊锦诗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半个多世纪坚守大漠，她最为公众所知的称谓还是“敦煌的女儿”。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84岁的樊锦诗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