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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频现的雾霾少了，蓝天多了，在京津冀地区生活的人们如今切身感受到空气质量的改善。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1年，三地PM2.5年均浓度由93微克/立方米降至36.9微克/立方米，下降了60.3%。
位于我国中部的安徽正经历一场科技热潮，在合肥，“墨子”传信、“悟空”探秘、热核聚变……一批“从0到1”、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芯屏汽合”“急终生智”成城市产业地标。
沿江而上，位于我国西部的贵州已加“数”前进，互联网巨头腾讯最大的服务器中心之一已正式“落户”这里；2017年，苹果公司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贵州省贵安新区建设iCloud数据中心……
这些故事就像一颗颗散落各地的珍珠，串起过去1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主线：高质量地走向纵深。
十年见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但随着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区域间的差距在缩小，东部地区稳步转向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开启了加速模式。数据显示，近10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发展速度上持续领先东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2%、8.5%和6.1%，地区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经形成。
“西快东稳”的发展格局是渐进的。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全面加速，均超过东部地区的增长水平。此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几乎年年超过东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相关负责人曾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了内陆和沿海地区经济差距。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走上协调发展轨道。
尤其是近10年，国家先后统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2020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呈持续上升势头，“十三五”（2016年-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指数上升幅度较大。其中，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力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地区比较优势发挥和绿色低碳协同发展也取得明显进展。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平说，这些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令人鼓舞。仅回溯到本世纪初，中西部地区还是一片“经济洼地”，如今俨然成为希望生长的地方。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发展很显著的特点是“空间往纵深推进”“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提升”。
从沿海走向内陆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而内陆地区的发展潜力日益显现，那里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充裕的土地资源、便宜的劳动力、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于是产业转移逐渐形成规模，中西部的发展也不断拓展我国经济“稳增长”的战略纵深。
“城市群作用的提升”是李国平反复提及的重点。他说，城市作为人口和现代经济活动的最重要舞台，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城市及城市圈和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区域经济和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
他列出一组数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列出了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8%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GDP。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10.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40%的人口，创造了超50%的GDP。
可以想象，如果每个经济区内均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群，通过发展轴与周边地区加强经济联系，实现功能互补，各区域又何愁高质量发展？
双向开放
描述近10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战略规划室副主任王利伟用了6个字——“两提升、两更加”。除了区域协调水平明显提升外，他特意提到区域开放水平明显提升，这两方面的提升也带来区域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以及区域治理得更科学精准。
这10年，中西部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进一步开放。其中，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连接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连接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的“一带一路”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规划建设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全方位拓宽和丰富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地区及沿边地区开放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王利伟曾调研走访过六大经济走廊沿线的很多地方，也见证了很多国际经贸合作成果的落地，“像霍尔果斯、满洲里这些边境地区开放水平确实得到明显提升，跨境通道更加通畅、跨境合作更加多元、跨境开放更加明显”。
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已同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与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可观成果，许多惠及沿线多国的合作项目已经运行并获得显著效益。
王利伟表示，目前，我国不少省（区、市）都拥有国际机场并开通国际航线，沿海、沿边和内陆地区呈现协同开放之势，新欧亚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为促进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还说，当前我国建设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对接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功能载体，这些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大大开拓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
治理单元的划分更加科学
王利伟曾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相关文件的编制，在这过程中，他最大的感受是国家治理单元的划分更加科学，区域治理更加精准。
“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区域治理单元是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为基础，但是随着我们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分化态势更加突出，不同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王利伟以西部地区举例，过去西部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比如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等，但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见效，西部地区内部也开始分化，以四川、贵州、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已经迎头赶上，增速排在全国前列；而甘肃、青海、内蒙古等西北地区却面临转型发展阵痛，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较大影响。
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谋划实施的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出发点，就是把具有相同问题或具有协同发展诉求的区域作为一个完整区域治理单元，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科学的区域政策，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效可持续发展。
每个区域战略重点任务不同，“灵魂”也不一样。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来有效治理“大城市病”问题，同时以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来带动天津和河北的发展，缩小三地之间的差距，提升三地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以全球三大湾区为参照系，瞄准全球最高水平，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并发挥港澳的优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等。
在区域分化中，很多生产要素也在优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一些学者谈道，过去10年，优质的要素和资源都流向了生产效率更高或者发展潜力更大的地方，这实际上促进了不同区域格局的优化，城市化地区、粮食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区分也由此而来。
王利伟认为，区域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区域优化的过程，提高了区域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协作分工。“过去区域合作主要以基于行政等级的垂直化协作为主，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心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其辐射范围大大拓展，以北京、上海、深圳等为代表的国家中心城市，客观上已经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与其他地区的横向协作也越来越多。”
不仅如此，这样的区域精准治理还体现在规划体系的调整优化上。王利伟表示，过去我们的空间规划包括不同层级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规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时常遇到规划“打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大力推进规划体系改革，把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整合为国土空间规划，确立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本工具的区域治理工具，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规划多头治理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显然，区域重大战略的加速落地，已成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系统。
宏伟蓝图已绘就，扬帆破浪正当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如今，各区域发展虽然仍存在各自的难题，但改变正一点一滴地发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