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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从厦门大学一毕业，我就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没有换过地方。刚到单位，老所长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出去找周王陵。
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只有西周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然是个谜题。于是，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划定一个范围，骑着自行车，踏遍青山，在沟沟坎坎里找线索。同事比较有经验，能在中午12点前返回老乡家里赶上午饭，而我有时候路线画长了，饭点了也回不去，只能饿肚子。文献上记载，周王陵大概在万年县（今西安市西北）附近，但我们找了3个月，也没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周王陵的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
考古就是这样，也许终其一生，面对的依然是未解之谜。石峁，一座4000多年前的史前古城，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矗立在陕北的高山台塬之上。2011年，石峁遗址开启全面系统考古工作，作为考古队队长，10多年过去了，我仍在这里。
名字中的“周”，是周原的“周”
我的老家是陕西宝鸡岐山县，距离周原遗址非常近。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建都丰镐之前的一个重要都城。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周”，而我母亲并不姓周。我们那一带的人，骨子里崇尚着周的遗风，很多人名字里会有一个“周”。这也许注定了我和历史、考古的渊源。
我是70后，小时候对历史感兴趣，不过在那个年代，一般人并不了解考古。我外婆家在扶风县，就在法门寺塔附近。1987年法门寺地宫开展考古发掘，当时我上中学，进不去，就在外面围观，但没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工作。
我本来是90级的，当时高考有预选，预选时我考了全县文科的最高分，但到了真正高考时，没考好，只能复习一年。我不好意思见人，每天就沿着墙边溜到学校去上课。第二年高考，我就想，要跑远一点上大学。
当时填报高考志愿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就靠一张报纸提供信息，我就选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就这样，我从陕西跑到了厦门。
真正爱上考古，是大学期间的几次实习：江西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较大规模的商代文化遗址；为了支援三峡工程，在重庆万县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考古实习，这让我觉得，考古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
1995年大学毕业，我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工作4年后，我到西北大学念硕士，当时选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其中就包括石峁遗址。我在十几年后主持石峁的考古工作，也许是命中注定。
在夏朝建立的前夜，石峁遗址“石破天惊”
秃尾河中游，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东侧的台塬山峁上，有一处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城遗址——石峁遗址。石峁遗址之所以重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时间节点，距今约4000年；第二是地理位置，位于中国北方地区；第三是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有很多共性因素，比如中国罕见的早期石构建筑、地表之上还有城墙、巍峨的皇城台……这与同时期印度河流域属于哈拉帕文化的摩亨佐-达罗城，两河流域的乌尔王城，有很多共同点。
2016年召开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很多国际知名考古学家，站在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上，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中国文明！”
我们能感受到它的伟大、它的气势磅礴，它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代表了北方区域最重要的社会集团。它“石破天惊”，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范围，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
在4000多年前，石峁的整体环境，包括植被与水文，比现在要好，水位比现在要高至少20米，但依然是沟壑丘陵地貌。就是在这样一个沟壑纵横的地方，石峁先民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立体城池。
我们现在看到的尽管已是断壁残垣，但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仍长达10公里，最高可达70米；核心区域是金字塔状的皇城台，固若金汤，台基全部用石头包裹，石峁的“王”和贵族们，就生活在台顶近8万平方米的空间；在宫室建筑周边，镶嵌着体量巨大、题材丰富的石雕，还有类似图腾柱的石柱，至今仍矗立在4000年前的地面上。
石峁有着发达的玉文化，考古发掘的一部分玉器，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比如，良渚的典型器物玉琮，在石峁被切成了薄片，原因尚未知晓。石峁的玉料来源比较庞杂，也说明它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
古人的上层交流网络，在4000多年前就是畅通的。在中华文明的满天繁星中，星星的光芒照亮了彼此。石峁处在欧亚草原南端的廊道，向西与齐家文化、向东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均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的古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本地早期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具有最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她的结论与我们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石峁人群的根就在中国北方，他们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晚期文化延续而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
我个人认为，石峁族群因受到环境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从原来生活的北方地区，向南迁徙到临汾盆地，而陶寺文化恰恰就分布在临汾盆地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两者年代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石峁与陶寺，特别是石峁与陶寺中晚期，是一种“非兄弟即父子”的血脉相融关系。从文化因素看，比如生活用器、丧葬礼仪等，两者都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其他遗址中没有发现。
石峁文明是如何衰落，乃至在历史中烟消云散，至今没有定论。
石峁古城是当时的“国家工程”，石峁先民已经脱离农业生产
正史中没有对石峁遗址的准确说法，明代的地方志误以为是唐代城址，而在高家堡的民间传说中，皇城台是石峁女王居住的“女王城”，皇城台下曲折的城门道为关押犯人的“地牢壕”，而东门城外的恓惶梁墩地点，则是埋葬女王的“女王坟”。
1927年，天津《大公报》发表通讯《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报道了“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四边隐有朽腐石墙……”“北大考古学会得此消息后，业已转嘱神木学生韩益（应为蔚，此为笔误——编者注）生旋里调查”。这段历史被视为石峁遗址考古调查的发轫。
我第一次到石峁是1995年，当时的山路非常险峻。我们开着老式的北京212吉普车上去，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就必须有一方往后退才能走，而车的一边就是悬崖峭壁。听1981年主持石峁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巩启明先生说，当时去石峁，食物要自备，在遗址待多久，取决于那袋面粉能吃到什么时候。
2011年，石峁遗址启动大规模发掘，考古队条件依然很艰苦。我们住的是老乡废弃的窑洞，喝的是窖水，用的电不太稳定，手机也没信号。考古队驻地先后换了3处地方，现在条件好多了，自己建了一个院子，有办公室、会议室、整理间，还能洗澡！
如今，考古队的成员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有研究植物的、动物的、人骨的、环境的、建筑的……多元学科的视野、现代科技的介入，为我们复原古代社会添上了一对翅膀。
目前我们的工作集中在石峁遗址最核心的区域，刚刚在皇城台上发现了一个大型宫殿建筑。它建在一个三四米高的高台之上，高台用人工夯土筑成，四围全部用石头包裹，石峁遗址现在发现的大型石雕，绝大部分就是用来包裹夯土的。
对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感受到，石峁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塬之上，营造如此宏大的工程，这一定是一个“国家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集团小部落能完成的。
石峁遗址弥漫着浓厚的“圣城”氛围：玉琮被切成薄片，在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发现大量占卜遗存，从皇城台上弃置下来的卜骨有数百片之多；发现了口簧，这种乐器至今仍流传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传说有着“通天”的功能。
石峁不是一座孤城，考古调查已经发现，仅仅在秃尾河沿岸，就有100多处龙山遗址，其中石城近20座。包括玉器在内的很多生产生活资料，从四面八方运来石峁，那些中小型聚落，就是它的卫星城。
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我们认为石峁当时的部分居民也许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发现了近两万枚骨针，其中很多还处在生产加工的阶段，说明石峁人精于骨针制作。骨针数量远远超出了仅供本聚落使用的需求，这说明当时掌握核心技术的手工业生产者，很可能与聚落的“巫”与“王”，是三位一体的身份。
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
现在网上说我是“自费”留学生，其实那时候很穷，哪有钱自费。2002年硕士毕业，2003年我拿到澳大利亚的奖学金，覆盖学费和生活费，到墨尔本拉筹伯（LA TROBE）大学念博士，跟随刘莉教授。
刘莉教授师从海外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在拉筹伯大学培养了一批学生。我的同门师兄弟中，有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
这段留学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开拓了研究视野。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源于西方，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仍然以建立文化谱系和时空框架为主要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新的方法和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受到追捧也受到质疑，中国考古学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碰撞。
而这个时期，我恰好在留学，得以系统地学习考古学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说此前的考古研究停留在物质文化史层面，那么博士期间的训练，让我多了一个触角，向已经消失的古代社会去延伸，如何用考古资料去解释、复原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状况——也许并不那么准确，但我相信它迫近历史的真实。
特别是关于早期手工业的研究，从冰冷破碎的遗物中，除了研究生产技术，我们还可以从作坊被废弃之前的堆积情况，分析当时的生产有没有分工，从墓葬可以分析当时工匠的社会等级。
使用这种理论和方法，我们发现，西周初年的很多手工业者很可能是殷商移民，即文献中记载的“殷民六族”，他们掌握着制绳索、烧陶器等手工业技术，被周王朝接收了。我们从考古资料中复原了历史。
我们做一线田野考古的，学术研究天生要跟“皇天后土”打交道。淡泊明志、坚守田野，考古人一如既往。但同时，考古是一门国际学科，可能是社会科学中与国际交流最频繁的学科。我曾经统计过，我们单位的年轻人，进来不到一两年，就会出去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现在年轻人对考古的兴趣越来越大，从去年到今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就新进了30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不像我年轻时候，迷迷糊糊地就来了，现在的年轻人有兴趣、有主见，真的热爱考古，也愿意为此付出。
记得1997年，我和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李岗同在一个考古队，在榆林发掘一处龙山早期遗址。考古队驻地旁边有一条河，还有一条穿河而过的铁路。我们干完活，就去河里洗澡，看每天一两趟的火车。遗址旁边的水泥厂，烟尘很大，厨房蒸出来的馒头都是青的。日子虽然苦，但每天能发现新东西就很享受。
考古的“明星遗址”就那么几个，可能大部分考古工作者终其一生也不被大众了解。我遇到石峁，已经很幸运。只要能把手头工作做好，把近30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好、研究好、公布好，就很满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根据孙周勇口述整理）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