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又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北京某营区的实验室里依然灯火通明。王会权刚刚完成了一天的课题任务，就在他打开多年积累的学术笔记，准备复盘总结的一刹那，日记本扉页的那句“2017年7月22日，大暑，进京”，让他把目光望向了窗外。
“一转眼，5年了。”王会权感慨，5年前那个骄阳似火的7月，他拖着一只大号行李箱，只身来到北京西山脚下的军事科学院。他当时的身份，是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五人筹建组”成员之一。
当时他就感到，这个单位很“另类”。军事科学院的其他几个研究院，或是老单位转隶而来，历史悠久；或是多单位组建而成，家底厚实。唯独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可谓白手起家、从零起步。那时，大家常用的一个词是“四无”——无场地，5年内，大家几经辗转，搬了7次家；无人员，为了招兵买马，研究院面向全军遍撒“英雄帖”；无项目，具体搞什么研究，还没有清晰的蓝图；无经费，购买实验仪器，搭建科研平台，添置办公设备，处处都要花钱，启动资金捉襟见肘。
但研究院的“另类”，还不止于此。放眼全军，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科研单位，把“创新”二字写在名字里。也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科研骨干群体，100%博士学历，平均年龄仅30出头。
就拿王会权来说，他来到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时刚满30岁，距他拿到博士学位不到1年。几个主要科研方向的骨干，情况也都类似：32岁破格晋升为正高职研究员的强晓刚，35岁就以第一完成人身份取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常超，35岁获评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的姚雯，32岁就担任某重大任务副总师的曹璐。这些人，清一色都是80后。
5年间，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从“四无”起步，到如今科研人员已有近千人，承研任务数百项，课题经费比建院之初增加了几十倍，不仅10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和军队级表彰，还有40多人次入选国家和军队人才工程计划。
青春之勇
从外表看，强晓刚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很难让人联想到“野心”这个词。但是，他10年前用英文写的一篇论文，学术圈领军人物给出的评价令他记忆深刻：“英文挺差的，但东西挺好”，“学术上有野心”。
强晓刚在北大念本科时，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硕士阶段转到了量子信息——他是所在课题组唯一一个研究量子信息方向的专家。从电子信息到量子信息，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隔行如隔山，切换轨道谈何容易。而且，他研究的领域当时在国内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想找个同行交流都困难。因此，入学的前6个月，他只干了一件事：没日没夜地看论文。
当身边的同学陆续出了成果、发了论文，强晓刚的研究却仍然“不见动静”。要不是在毕业季“压哨”发了一篇文章，学位都可能拿不到。即便如此，读博时他依然选择了量子领域。
沿着自己选的路，强晓刚一直走到了现在。他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一定能做出来的”。当听说曾经的同行在硅谷创业，已经融资几个亿，他更是憋了一股劲：“他们能干，我们也能干。如果我们不干，难道等他们做出来，我们去买吗？”
跟强晓刚一样，常超也选了一条极难走的路——甚至都谈不上“路”，因为当时他那个研究领域还是一片“无人区”。
既然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必须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常超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所思所想。“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的很多观点，是在散步时想出来的。”常超笑着说。
即便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常超在太赫兹生物物理方向的学术成果都是“零”，但这个阶段，也正是厚积蓄力的阶段。几年过去了，常超及其团队的成果，在国际知名刊物《Nature》《PNAS》和《JACS》上井喷式发表，引起了巨大轰动。而此时，常超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际太赫兹生物物理研究中心。”
战场之靶
王会权在这个单位参与完成的第一个项目，取名“初芯”一号。“平心而论，它算不上多么先进。但它会一直提醒我们，军事科研的初心是什么，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王会权记得建院之初的某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的话掷地有声：“把你们召集来，不是找个篮子把你们过去的成果装上，继续忙自己那一摊儿；而是要树个共同目标，一起干点儿大事……”
“什么才算‘大事’？”这个问题，强晓刚刻在了心里。直到2020年10月，他看到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强晓刚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所研究的光量子芯片技术，正是量子科技领域的前沿方向。量子科技得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关注，这还不算“大事”吗？他是向来提倡“尊重规律，不搞突击，匀速前进”的，这下子也不淡定了：“再怎么拼，也值！”
对于“大事”，常超也有自己的解读，那就是“顶天”。他认为，如果自己正在干的事，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需要能对接起来，个体的价值就会“指数级”放大。
2022年6月，常超所在团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学科首个重大级专项。虽然他们承研的重大项目不在少数，但这个项目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给军事科学院的第一个重大级项目。“这种国家层面的认可，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当年，常超出国深造，如果留在国外发展，收入可能是现在的10倍以上。“诱惑是客观存在的。”常超坦言。但他也很清楚，在国外，发展的天花板会很快到来，“因为华人永远进不了那个最核心的圈层”。
这也就是为什么，常超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国，来到这样一个“四无”单位。“在这里，我能真真切切感受到，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这种“感觉”，是无论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当看到自己参与研制的卫星，搭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上了天，曹璐也有类似的“感觉”。他半开玩笑地说：“要说‘顶天’，造卫星可算‘名副其实’了。”
曹璐从读硕士起就开始参与卫星研制，在他看来，现在这个时代“造卫星”已不算难事，难的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造出更先进、更管用的卫星。比如，现在的卫星“视力”普遍有缺陷，要么看得广，要么看得清，“既广又清”很难做到。他参与研制的卫星，其中一个载荷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曹璐对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有了一种真实的“参与感”。
相较于“顶天”，研究无人机的姚雯更关注“立地”——让科研成果对接部队一线实际需要。为了摸清官兵急盼什么、打仗急需什么，她和团队成员先后20多次上高原、赴边关，深入部队调研交流，足迹遍及五大战区。
无人机是当下炙手可热的行业，“但我们搞无人机，绝不是赶时髦。”姚雯说，他们团队始终瞄着一个“固定靶”，那就是未来战场。如何让新技术为传统装备赋能？如何让无人机成为装甲的眼睛、战士的助手、制敌的利器？对他们来说，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轴。
“如果有一天战争真的来临，我们做的东西在战场上能不能兜住底？”每当想到这个问题，姚雯就“很着急”。有这样的忧虑，也就不难在“无人机热”的一片喧嚣中，始终保持科研的冷静，始终瞄准创新的靶心。
创新之梦
“我能来这儿，能有今天，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曹璐说。博士毕业后，他被分到了东北的一个基层单位。“很偏僻，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永远到不了满格的那种偏僻。”他虽然没放下自己研究的课题，但科研这条路能走多远，心里实在没底。
没想到，一纸调令让他有机会来到北京，曹璐不仅可以继续自己热爱的科研事业，而且成了所在方向的带头人，承担多个国家和军队重大项目。“现在想想，像做梦一样。”曹璐感慨。
跟曹璐有同样感触的，不在少数。当年，这些博士收到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发出的“英雄帖”时，有的正在某部当教员，有的在机关干着管理工作……对他们而言，来到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意味着科研事业的“复活”。
有一个场景，曹璐至今历历在目：“2018年年初，新入院干部培训总结会，当时很多人都哭了，包括我。”大家都深深感到，这里是梦想重新萌发的热土，是科研再次出发的起点。
“经常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地方企业来‘挖人’。”常超说，面对外界的邀约，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无动于衷”。不难理解，大家对于这个单位是怀有特殊感情的。而且，经过这些年的感情积淀，这个单位的“黏性”越来越强。
2018年，姚雯跟其他几名科研骨干一起拜访“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院士。孙老对他们说：“创新就要年轻，这个时代尤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
“孙老言犹在耳，可那时还年轻的我，一转眼就奔四了。”姚雯笑着自嘲。所以，她非常重视为团队吸纳新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姚雯说，作为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的第一代，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也会像当年的孙老那样，把接力棒交给后来人。
王会权也是这么想的。“人固然会变老，但科研事业常青。”所以，他作为研究室的副主任，一直在考虑“带队伍”的问题。
团队里有个骨干叫何益百，用王会权的话评价是“人狠话不多”——干起活儿来很拼命，平常却不怎么说话。但就是这么一个“惜字如金”的人，有一次，却给王会权发了一条近200字的微信，为的是说明，他为什么放弃参评硕士生导师。
年纪轻轻就挂上“硕导”的头衔，对很多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可在何益百看来，当时处在科研攻关的节骨眼上，如果参加评选，准备材料、参加答辩等势必牵扯不少精力。
但王会权不这么想。团队里多一个“硕导”，就可以多带几名研究生，科研攻关就可以有更多的新生力量补充进来，团队的发展也就更有后劲。“这次参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团队的事。”王会权从这样一个角度，才勉强“做通”何益百的“思想工作”。而何益百也不负众望，高票当选。
“科研创新这项事业，需要一茬一茬接续奋斗。我相信，更激动人心的成果还在后头。”王会权说。
魏寅 张志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郑天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