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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已经过半，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0.4%，上半年增长率为2.5%。《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年度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5.5%左右”。
怎样认识当前经济形势？7月18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行以“凝心聚力谋发展，政协委员谈经济”为主题的媒体见面会，围绕经济热点主动发声，在解疑释惑中凝聚共识。
与会的几位政协委员强调，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多种“超预期因素”影响下，经济面临很大挑战，但仍稳有预期、进有动能，展现出强大韧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下半年要力争经济回到正常运行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上半年经济没有达到正常的增长水平，但有许多积极变化，显示经济在企稳向好。如高技术制造业增长9.6%，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基站设备等增幅较快，“应该看到这些积极的变化，增强我们的信心”。
刘尚希指出，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增长才算达到正常水平。“5.5%左右”是依据我国潜在增长率测算出来的预期指标，增长达到这一水平才是正常的。“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有的经济增长水平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这个大家都是心中有数的。当前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的扭转，可以说当前的形势依然严峻。”
他认为，今年大概率会呈现上半年低、下半年高的经济增长趋势。如果没有重大疫情冲击，及时处置重大风险问题，全年经济增长达到5%左右是有可能的。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说，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率迅速上升，是今年新增的三大冲击。从数据来看，主要经济指标5月份开始企稳，6月份全面转好。如果疫情演变不出现严重恶化，国际大环境不发生激烈的失控冲突，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的势头就能持续。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当务之急是要力争经济尽早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下半年争取实现5.5%的增速，目前来看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在继续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力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可预期、大体正常的经济运行环境。”
警惕通胀的跨境传导
在胡晓炼看来，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胀存在着跨境传导的可能性。“我们国家现在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一个通胀洼地，也是利率的洼地，面临着资本和汇率波动的考验。”
她指出，国际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幅加息，而我国利率稳中有降，金融供给总量没有随着经济下滑而收缩，中央确定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总基调和具体举措是基于国情、符合实际的，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世锦表示，受疫情、俄乌冲突、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美欧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创下了近40年新高，国内6月份CPI达到了2.7%。我国经济不可能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但是，我们有能力把这种影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其他经济体。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能力总体充足，为稳定物价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刘世锦强调，自上世纪90年代摆脱短缺经济困扰后，我国的通胀主要不是来自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过去一年多来，我国经历了PPI（生产价格指数）大幅上涨，由于中下游企业竞争激烈，涨价的大部分是由这些企业吸收的，并没有明显传导到CPI。但是这种传导的阻隔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粮食和能源这类需求弹性小、生产率提升慢的产品，涨价部分传导到CPI的空间是存在的。此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有可能在供给并不紧张的情况下出现的。“当然，短期内对这种风险不必过度紧张，但是需要关注和警惕，在政策上也应有所储备。”
“为稳定预期发出更清晰的积极信号”
胡晓炼指出，上半年出台的新政策，落地在下半年，效果要看长远。政策实施要更具可操作性，更接地气，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也要及时解决。近年来，我国的普惠小微贷款增长很快，这是好现象。但从调研情况发现，有一部分资金使用的精准度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刘尚希表示，为了稳住经济，国务院发布了包括6个方面、33项举措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应当跟踪评估政策落实情况。全国政协调研发现，这些政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仍有必要加强落实。要提升政策的透明度，让更多市场主体了解政策。另外，还应梳理现有的阶段性政策安排，对其中应当长期化、制度化的一些政策提前明确，不要等到政策到期之后再去考虑，“为稳定预期以及明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发出更清晰的积极信号”。
他还建议适当提前发布明年的宏观政策框架，让市场主体有一个方向性的预期，有利于增强市场的信心。
提振信心，是多位政协委员一致强调的。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刘尚希说，现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依然存在，要增强民企、民资的信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要落实到具体机制上来，让中央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真正落地。深化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关系的认识，促进国企混改和两者的融合发展，实现公平竞争和产权平等保护，对稳预期、改善预期都至关重要。
此外，他指出，当前纾困的政策应当融入发展大趋势，我国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对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应当有相应的明确信号”。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说，前一个时期，国家统计局、工信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展专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小企业数量、缴税总额、利润总额等指标，与地区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等宏观指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中小企业发展得好，地区经济一定会发展得好，这也就证明了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苗圩说，今年上半年，围绕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各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好，确保中小企业“不漏户、不漏人”应享尽享。
他还强调，中小企业处在市场弱势的地位，要依法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刘世锦指出，近期部分地区复工进展不及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不敢扩大采购、增加招工，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又会遇到疫情管控，增加的支出无法收回。“我们认为，疫情常态化防控应当达成的一种状态是：疫情实际发生和防控政策影响到的经济经营活动是可承受、是可预期、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大多数的经营活动在大多数时间是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所说的高效协同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要求。”
胡晓炼的一个建议是，以疫情的科学精准防控保障当期消费。她说，疫情对交通、餐饮、旅游等接触式服务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可以预期，随着疫情管控适应新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更加精准，相关的消费将会比较快地复苏。
如何看待房地产的负增长
此次见面会上，多位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社会高度关注的房地产。
刘尚希列举了房地产领域的风险、相互拖欠带来的资金链风险和违约的风险，指出：“应当说这些风险已经露出了苗头，应当主动加以科学处置。这些风险处置好了，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
刘世锦认为，稳增长要先稳投资，而稳投资的重点是要稳房地产。前几年我国房地产就已进入了历史需求峰值期，增速有一定幅度回落是符合规律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进入持续负增长，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5.4%，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下降了20%以上，由于房地产规模大、带动行业多、与金融和民生直接相关等特点，下得过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全局性的冲击。当务之急是要采取针对性强、易于见效的措施，使房地产尽快回到正常的经营环境和增长轨道。
胡晓炼则指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特别是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大的转向，各种不确定性都在叠加。这种时期，金融风险一般是处在易发期。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是安全的，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极低，但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她认为，目前风险比较突出的有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个别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要增强定力，稳中求进，改革治本。国家确定的政策核心是“房住不炒”，要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不能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不能重新走回刺激房地产拉动增长的老路。”要通过倒逼改革、创新发展模式来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对房地产未来的发展模式进行新的探索，对地方政府的融资也要采取更加透明、更加可控的方式来进行。“总之，在这方面要通过改革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在发挥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方面，胡晓炼认为，过去支撑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土地财政、政府融资平台为主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不可持续。拓宽长期资金筹资的渠道，可以通过扩大专项债券发行，特别是拉长债券发行期限，发行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债券。
“我们现在一方面需要关注宏观政策应该做什么，同时也要了解宏观政策不能做什么。”刘世锦提醒说，经济下行以后，人们往往关注宏观政策，但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主要是短期的平衡和稳定的问题。而稳增长的立足点要更多转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和促进创新、发掘结构性潜能上来。
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结构性潜能依然很大。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破对结构性潜能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就会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机遇期，市场规模大、产业配套全、对冲风险回旋余地能力强、创新资源集聚快等优势将会保持并持续增强。“我们有条件也有信心实现短期和中长期的发展目标。”
本报北京7月1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