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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知道“四库全书”，却未必听说过“天禄琳琅”。其实，这两部书有着相似的来历，在中国近代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8月4日，“妙手传天禄 丹心鉴古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讲述了这部命途多舛的清宫藏书在数百年来的沧桑。
“天禄”，是传说中的神兽，汉朝宫廷曾设天禄阁以藏书；“琳琅”，原指美玉及玉石之间碰撞的声音，常用以比喻珍贵的书籍。以此命名的“天禄琳琅”藏书，是清代宫廷珍藏图籍的精华与瑰宝，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宫廷善本特藏。
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弘历命内廷翰林院检阅内府藏书，选择其中善本进呈御览，并在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内列架收藏，御笔亲题匾联，赐名“天禄琳琅”，主要典藏宋、元、明刊本及影写宋本等珍稀古籍。
此后，“天禄琳琅”的收藏日渐丰富，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敕令编写《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书中所录古籍皆是人间珍秘，可谓珠玉毕集。然而好景不长，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失火，波及昭仁殿，乾隆时期收藏在昭仁殿的“天禄琳琅”前编书付之一炬。
于是，嘉庆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并命大臣重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藏珍籍，用7个月时间完成选目，重建“天禄琳琅”藏书。由于乾隆时期的“天禄琳琅”藏书几乎焚毁，现今所谓的“天禄琳琅”藏书，多是火灾后重建的后编。
这是“天禄琳琅”的第一次重生。后编书目的体例基本依循前编，所选书目更为丰富，多达600余部。
然而，清末，“天禄琳琅”再次遭逢劫难。从1922年起，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大批宫中珍贵的书画和书籍，盗运至天津英租界；1925年2月，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前往天津暂住，这批盗运出宫的古籍又辗转于天津的张园和静园。
1934年，日本关东军将这批天津的“天禄琳琅”藏书运往位于长春的伪满“皇宫”小白楼；1945年抗战胜利后，溥仪逃离长春，这批藏书无人管理，大量散失。残存下来的部分，被装成13箱，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后来又被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
溥仪离宫时，紫禁城仍尚存“天禄琳琅”藏书313部。“九·一八”事变后，“天禄琳琅”等珍贵古籍连同其他国宝，装箱南迁，在中华大地上流浪，上海、南京、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及峨眉……1949年，这批文物被运往台湾，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批“天禄琳琅”比起溥仪盗运出宫的稍逊一筹，但也是版本精良、品相较好的本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政府拨交、私人捐赠和单位采访等渠道，国家图书馆共收藏“天禄琳琅”珍籍279部，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收藏数量最多的单位。《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大部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
在这批“天禄琳琅”中，宋元版(含金刻本)有79部，大多数都是珍贵罕见的旧椠佳本，流传有序，许多系海内孤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数据价值。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20世纪60年代初，大部分“天禄琳琅”藏书破损严重，难以编目，国家图书馆只能挑出其中最珍贵的部分宋元版书先行编目，其余大部分古籍“沉睡”在书库中，一躺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2013年，国家图书馆启动“天禄琳琅”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历时8年，国家图书馆精心修复了损毁严重的300余册“天禄琳琅”藏书。
在展览中我们能看到，元大德九年（1305）太平路儒学刻本《汉书一百卷》，之前表面生有大量霉斑，并存在泥渍、糟朽、残损等，修复后才让人得以一睹其真容。明成化九年（1473）内府刻本《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由朱熹手定其纲、朱熹门人赵师渊撰写其目。这本书原来瓷青绢质的书衣破损面积大，修复人员采用了补绢仿制与染色、做旧等修复方法，呈现自然老化的效果，真正做到“修旧如旧”。
这是“天禄琳琅”的第二次重生，也是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