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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只有四五平方米。青菜洗净了，在篮子里晾着。灶头炖着肉。在等待汤煮沸的间隙，杨本芬坐在一个矮凳、伏在一个稍高的凳子上，开始写作——在水池、灶台和冰箱环绕中，这儿再放不下一张桌子了。
方格稿纸上，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家人、乡邻的故事流淌出来。常常才写几行，泪水就模糊了她的双眼。
那一年，母亲去世，杨本芬想，“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我自己在这世界上的痕迹也将被抹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杨本芬是1940年生人，那时60多岁，外孙女还小，正要她带。
“外婆”的写作就这样在厨房开始了。
如今杨本芬82岁。2020年6月至今，此前毫无写作基础的她连续出版了《秋园》《浮木》《我本芬芳》3本书，写母亲、家乡与婚姻。她的语言直白朴素，就像一片裸露的土地，把一切无遮挡地展现在人眼前。
她写妈妈。在她笔下，母亲叫秋园，靠着一双裹到一半又放开的、不得力的脚，跟着丈夫、带着孩子走过南京、湖南、湖北，在战乱、干旱、饥荒中，挑起一个6口人的家。
子女长大了，秋园总寄钱给女儿之骅。之骅知道母亲卖菜赚钱，要陪着菜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很辛苦，每收到钱都要大哭一场。秋园回信时告诉她，“母猪怀孕，小猪在母猪肚子里，母猪走路时，肚子一动一动，一摇一摆，摇摇晃晃。我坐在拖拉机上就像坐在母猪肚子里，摇摇晃晃的，所以挺舒服呢。”
她写乡间邻里。“他们多是劳碌一生的人物，许多人没有善终”。父亲仁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死于饥饿，去世时那几天队上共死了9人。乡间一位曾偷白菜的阿婆疯了，“疯得算斯文”，只是遇人就重复“我好饿，给我碗饭吃吧！”很多年后，阿婆成了“五保户”，不愁吃穿，仍时不时地重复“给我碗饭吃吧”。
她还写了自己。最小的弟弟杨锐因病死在她怀里，她想着弟弟解脱了。父亲把弟弟放在门板上，她看着弟弟如睡着一般，“手里纳着鞋底，不伤心，一点也不伤心，又开始为活着努力。”
作为长女，她多次外出讨粮，路边小孩朝她丢瓦片，突然跑出的大黑狗样子凶狠，她却还能看到“山峦翠绿翠绿，野菊花蓬蓬勃勃开着金黄色小花”。12岁，她终于上了学。上学路上，“天空蓝得耀眼，植物绿得耀眼”。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已经抵达了很深的地方，沉浸其中，但对外也有理解和同情。”出版人涂涂说。
读完三本书，常觉秋园、之骅（惠才），两代女性的身影重叠。对于婚姻，她们一样懵懂、恐惧、无可奈何。要结婚时，“秋园哭了三夜，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哭什么。”而结婚时，“摆在惠才面前的路，只剩了结婚，结了婚才有可能继续读书或工作。”对于生育，她们坚韧、忍耐。生产时，“之骅静静地闭着眼睛，头上栖落着黄豆大的汗珠。从此，她成为一个母亲——如同秋园，如同世世代代的女子。”
读书的愿望也都贯穿她们人生始终，秋园晚年曾患眼疾，去北京手术后视力方恢复。在等待手术的十几天里，之骅总看到她从书架拿出一本书，手在封面上来回摩挲。
有人说，《秋园》读到最后，又想到开篇1919年那个雨后光着脚丫、把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的小女孩。想到“原来外婆是这样成为外婆的”。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曾对媒体说：“不通过交谈人们的心灵如何才能靠近呢？我们只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影响。”她说，要把母亲和自己长久交谈的传统传递给女儿。
杨本芬第一本书出版后，有读者评论，“想到自己的奶奶、姥姥、姑奶奶、想到了妈妈、姑姑、姨。”最让杨本芬欣慰的声音是：“看来我也要去听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我也想到我的曾祖母、奶奶、外婆。想到童年曾祖母陪我玩游戏，以及晚年她越来越佝偻、萎缩的身体。到她去世，我竟然不知道她的名字。还有奶奶，她曾随母亲改嫁，此后便没有条件上学，每说起这个，她就开始抽噎。外婆是个飒爽的女人，有一天，外婆的哥哥突然一个人骑了20里路来访，给小妹送馒头——那时他已经82岁了。我想到，和书中的秋园一样，雷厉风行、一生操劳的外婆也曾只是家中最小的妹妹啊。
有读者说：“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有过多少像秋园这样平凡普通的女性？她们善良一生，隐忍一生，奉献一生，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之力下，拼尽全力也只为了活下去，而她们身上的韧性又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像汪曾祺小说《榆树》里，那个无名无姓的“侉奶奶”。没有人知道她从哪来、经历过什么，她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不计较价钱，一年一年活着，一年一年纳鞋底。“多少人穿过她纳鞋底啊。”
“从《秋园》《浮木》到《我本芬芳》，说的是些什么事情？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些女人，怎么活，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她、她们，怎么像一株野草，坚韧地生存。我想使劲地抓住脚下的一点土壤，避免被时间的河流卷走。”杨本芬说。
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