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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从下乡知青到钳工，从知青代课老师到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曾有人请教马敏成长成才的秘诀，他脱口而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
这是他的座右铭，亦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当知青时，他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是远近闻名的知青模范；告别建筑工地时，师傅遗憾从此失去了一个好钳工，而他也曾一度梦想成为“当代倪志福”；当教师时，他刻苦钻研，全身心教书育人，勇攀学术高峰；当校长时，他倡导“以生为本，以师为先”，桂子山上传大爱。
年近古稀，马敏依然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不断开拓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只有在每天午饭时间，他才会打开电视，看一看喜爱的象棋节目或是“四海钓鱼”频道，放松一下大脑。
丈量自己人生的足迹，这位国家首批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开山大师兄”（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各学科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坦言，自己这种励志、向上的品质是在中学形成的，中学时代的经历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础。
少年时从书中汲取精神养分，人生才没有走偏
1955年6月，马敏出生于四川雅安，两岁时随父母迁往成都生活。少年时代，马敏的父亲在贵州平坝参与“三线建设”，每逢春节才能回家探亲，母亲则在处于成都郊区的青白江小学当老师，离家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马敏在小学五年级时，弟弟妹妹就随母亲搬到了青白江小学居住，每逢周末才能回家，十岁的马敏开始学会独立生活。早晨煮一锅稀饭，跑一圈步回来，稀饭正好可以吃；晚上就随意炒两个青菜。只有母亲回家时才能“改善一下生活”。
独自在家，马敏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父母为了把床垫高，就在上面垫了很多杂志，再铺一层棉被睡。其中有好些《新观察》杂志，里面刊载了一些优美的散文，他视若珍宝，把这些杂志全都翻出来通读，“这一床杂志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
家里能找到的书都看完了，马敏对书本更加如饥似渴，并且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找更多书，他还动起了“小心思”。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些家庭有外国小说的都会藏起来，马敏便用省下来的零花钱给这些家里的孩子发些糖吃，同时给他们一个任务——在家里找书。
“为了吃糖，有几个小孩经常在家翻箱倒柜找出来书给我看。”对于这段轶事，马敏津津乐道，“那时求知欲非常强烈，想尽办法找书看，读了很多励志的书，对我影响非常大。”
阅历经年，马敏感慨人生成长道路没有必然，自己也曾差一点走上邪路。
当时的社会有些混乱，因为经常一个人在家，马敏一度被附近社会上的“小混混”盯上，诱导他去拿店铺里的商品。第一次，马敏没招架得住，稀里糊涂就去拿别人的水果，回来路上他忽然心头一惊：这不是偷东西吗？“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书上学来的知识培养了我的良知。我知道人再怎么样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所以那些‘小混混’认为我不可教，再没找过我。”
1974年，马敏在大凉山当下乡知青时，常常需要背100多斤重的石头，还曾作为大队团支书，带领村民一道上山修沟渠。白天干完活，晚上回到棚屋里便开始看书。
当时的知青点很吵，有人演奏乐器，有人喝酒聊天，马敏就用棉花塞住耳朵，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那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国通史简编》等一系列书籍。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77年，22岁的马敏在中建三局二公司（湖北）青山热电厂工地做钳工，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马敏立刻就报了名。“高考那天，我起了个大早，从工厂宿舍出发到武汉青山的考场，沿着铁路走了很久。”
有些偏科的马敏未能被第一志愿北大录取，档案留在了湖北省招办。正式招生结束后，恰逢华中师范大学增加了几个招生指标，省招办推荐这位文史成绩出色的学生作为华师当年的走读生。后来，这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段佳话，有参与当年招生的老师说，“幸好我们当时去了招办要人，无意间给学校捡回来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校长。”
马敏感慨书籍是“净化心灵的良药”。他鼓励青少年爱上阅读、广泛阅读，“一定要多看一些向上的、励志的东西，能让你在迷茫时豁然开朗，人生的道路才不会走偏。”
广泛的兴趣成了做学问的法宝
马敏中学时因为成绩优异，是学校的学生图书管理员，他“借职务之便”，看了许多关于儒家、法家的书籍。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他不仅看当时人们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而且还尝试从典籍中找原文来查看，作出自己理解。
文言文晦涩难懂，马敏却读得津津有味，有时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天，也正由于大量阅读古文，高考时他的文科成绩十分优异。
良好的阅读习惯为他的研究生涯奠定了基础。“有很多人喜欢看文学书，耐不下性子看枯燥的历史文献。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喜欢看历史文献，所以我之后做历史研究就很容易上手。”
1987年，他的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入选首届“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章开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成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研究，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新思路。”
除了在阅读上博览古今，马敏在生活中也是志趣广泛。象棋、武术、吹笛、钓鱼，样样得心应手。
尤其对于象棋，马敏从小便十分着迷。他自学杨官璘、胡荣华的棋谱，偶尔有朋友指点一二。中学时，马敏先是在公园里的棋摊和大人下，有时大人们发现自己居然赢不了一个毛头小子，会作势吓唬他。但马敏从容不迫，出奇制胜，“后来他们还是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当知青时，马敏常常代表公社参加乡里的比赛。当时没有奖金一说，每次赢了比赛，公社就会给他计工分，羡煞旁人。“当时的感觉就像阿城写的《棋王》。”
他还打趣，自己被岳父看上是因为钓鱼钓得好，“不是因为钓了很多鱼，相反是在那坐了一天，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但并不心烦，仍稳坐钓鱼台。我岳父说这个小伙子有恒心有毅力，能成事，就认可我了。”
广泛的兴趣带来的是开阔的研究视野。
马敏在导师章开沅先生的引领下，主要研究辛亥革命相关历史。同时，师徒二人也不断在史料中发现新课题。比如后来的商会研究，源于章先生看到苏州商会档案后认为十分珍贵，值得整理和研究。马敏硕士论文写的是辛亥革命时期苏州的绅商，就是受到苏州商会档案中有关材料的启发。如今，马敏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商会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市民社会研究实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今天的青少年教育要补上情商这块短板
2013年2月，马敏刚刚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到武汉市一所中学调研时，听说有种“哈达卷”，指的是连在一起、长达六七页的试卷。学生考试的时候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就是拼命地写，已然成了考试机器。
对此，马敏扼腕叹息，推行素质教育走进了多个误区。其中一个误区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些家长总是认为孩子如果冲刺没搞好，那今后就完了。实际上，孩子的教育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另一个误区是素质教育就是学弹琴、学唱歌、学画画、学写字。实际上素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
为此，马敏走访了很多学生、家长、老师和校长，提出了履职后的第一份提案——《做足“加减法”，切实加强“情商”教育》，呼吁尽快改革中小学教学内容，替学生减负。
这一切，与马敏自身的成长经历紧密相连。“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有包括我跟章先生聊天来看，我们现在教育有点搞歪了，过分强调智商，而忽略了情商。”
青少年时期的马敏从未经历过“填鸭式”教育，作为算术老师的母亲极少关注他的功课，只是常常告诉他“要做个好人，不要学坏”。偶尔马敏把写的文章给母亲看，母亲也极少提意见，只是夸奖“写得很好，继续多写”。
老师们对学生的夸奖也毫不吝啬。语文老师常常把马敏的作文当范文念，政治老师说他“在文科方面很有天赋”，团委老师夸他独立性强，十分重用他。
这让少年马敏备受鼓舞：“人们一旦表现出对你的欣赏，你就拼命要去表现得更好，我就是要做给你看一看。比如说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去念了之后我很高兴，下一次再布置作业我马上又去找素材，还要写得更好”。
人生的成长就在于“一推一拉”。博览群书给马敏带来了强大内推力，家长和良师的引导、鼓励则成为他向善、向上的外拉力。
小学和中学时代，老师们发现他一个人在家生活，放学回家后还要自己生火做饭非常麻烦，常常轮流请他去家里吃饭。他每次吃完饭，会主动收拾碗筷，帮老师做事，这让老师们更加欣赏这个懂事的孩子，也让他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懂得了感恩与向善的要义。
团委老师叶浩生对马敏更是有着知遇之恩。初三时，马敏因为成绩好、积极参与学校活动，深得这位叶老师看重，并把他选为校学生团委书记。
叶浩生深知马敏的不易，工作之余经常找他谈心，肯定他的自我管理能力，鼓励他不要甘于平庸，要做出点事业来。
对于这个难得的“好苗子”，叶浩生不仅教马敏如何做会议记录、组织活动，还传授他当众发言的经验，告诉他发言可以不用争第一个，可以等别人讲完了再上。讲的时候态度要谦逊大方，且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后来，马敏能站在成都人民广场毛主席雕像下代表全市知青发言，以及毫不怯场地四处“巡回演讲”，均得益于此。
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为马敏往后的从教、从政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步步走来，中学时代的教育让他受益终身：“他们是真正改变我命运的老师”。
时至今日，卸任了校长职务的马敏仍然笔耕不辍，牵头编撰三卷本《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以及作为新时代重大史学工程的《新编中国通史》中的《民国卷》。新的一年他还专门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继续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在校园里开讲座时，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勉励每一个正在成长道路上奋力奔跑的青少年，“一步步脚踏实地，人生也就一步步走向成功。做好眼下事，盯着未来路，永远认真，永不放弃，这便是人生成功的秘诀。”
朱可芯 叶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