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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己所用，对翻译的重要性早有认知自觉。中外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受众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桥梁，从而为相互承认、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铺平情感与理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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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5日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在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向全社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对外国专家予以亲切勉励。日前，外文出版社的5名外国专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了参与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图书的深切感受，表达了从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工作的自豪心情。习近平主席回信勉励外国专家们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付出的辛勤与智慧，他在回信中特别指出，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这一回信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和领会。
翻译是开展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主席从文明进步的高度肯定了历史上重要的跨文化翻译运动，包括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以及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强调了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西方现代文明的开拓，是不同文明经济、制度、文化等元素交流的结果，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中介桥梁。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己所用，对翻译的重要性早有认知自觉。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将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视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新时代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要让“中国之治”的好故事好道理“说得出”“传得开”，精准的翻译至关重要。
翻译工作者最常遇见的困惑之一就是，许多情况下，译入语中的重要思想或概念在译出语中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词汇。中国哲学中的“道”、西方哲学中的“Dasein”，就是典型例子。这个时候的翻译就需要充满智慧的创制。对此，前述5位写信专家之一的中国外文局资深英文编审大卫·弗格森体会尤深。诚如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的专访中所说的，克服跨语言跨文化理解壁垒的有效办法，就是将重点放在准确传达信息而非字面对应一致，甚至不惜进行创造性改写。这有点像朱光潜、钱钟书等翻译大家主张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但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今天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众多现代汉语语汇本身就是文化迁移的产物，不少现代汉语词汇的创制已经造成了词义的偏移，如果不注意中西看似对应的语词背后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的差异，就会造成理解错位。例如，当代中国日常话语中经常出现的“科学决策”“科学领导”这类表述，这里的“科学”一般被直接英译成“scientific”，但在英文中，“scientific”作为形容词主要是形容与自然科学（science）有关的事物，比如“自然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而与前述中文用法里的“科学”的内涵根本不同。这种直译只会让受众感到困惑，需要更为精准的翻译。
当代融通中外的翻译事业需要外国专家的参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新路的百余年征程上，有一大批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国友好专家，其中包括索尔·艾德勒、爱泼斯坦、夏庇若、魏璐诗、沙博理、戴乃迭、陈必第、李敦白、帕特·爱德乐等诸多可敬可亲的名家。他们不仅具有精湛的语言能力，更重要的是拥有对中国的真切认识与真挚情感，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当之无愧的“语言看门人”。迄今成立70年的外文出版社，以4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万多种图书，其中大量作品背后都有外国专家伏案耕耘的身影。许多重要的中国文学经典，如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鲁迅诗选》《两地书》《西湖揽胜》《家》《林海雪原》《创业史》等，都是经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才有了可以信赖和传诵的译本。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经提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达力，当可无往不利”。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翻译事业，在中央编译局（现隶属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但对外保留中央编译局牌子）、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等“翻译国家队”中，广泛采用了这种中外专家共同合作的理想模式。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并传为佳话的，是像杨宪益与戴乃迭、李风白与戴妮丝这样的翻译伉俪组合。前一组译坛名家为世界贡献了最受欢迎的《红楼梦》英译本，后一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法文版翻译的重要承担者。此外，还有将《中国针灸学概要》这样高度专业化的图书精准、成功翻译和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英语专家陈必第，她的丈夫是20世纪中期我国著名的胸外科大夫张纪正先生。在通往翻译“信达雅”境界的过程中，中国专家往往更擅长把握“信”，外国专家往往更有助于“达”与“雅”。这样的合作过程本身既是融通中外的智识过程，也是文明互鉴的一种具体实现。
一些长期生活在中国、浸淫于中外翻译实践的对华友好的外国专家，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进而撰写出直接向世界讲述中国的精彩著述。例如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1947年于美国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对当时西方世界了解正在兴起的新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卫·弗格森先生近年来也出版了《生态北京：绿韵新城》《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等介绍新时代中国成就的畅销书。
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夯筑基础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知识交流与文化碰撞的过程并不必然是平等和开放的。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就长期处于西强东弱态势下，主要是东方学习西方，甚至一度走入盲目引进西方思想的种种误区。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碰撞尤其是意识形态碰撞常常表现为紧张对抗。著名“中国通”、《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作者马丁·雅克教授也提出过，“中国崛起所带给世界的真正挑战很可能就是文化”。这种现象提醒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需要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化解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文化冲突。
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观基础是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彼此应相互尊重，在此前提下，才能开展取长补短、彼此助益的互鉴过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一个事关“认同”或“承认”他者的过程，其中，准确理解他者又构成“承认”的基础。中外翻译家们的创造性和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系统中的受众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桥梁，从而为相互承认、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铺平情感与理性之路。
就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英译，较为常见的译法有“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和“a community with common destiny”两种。如果采用后者，似乎就带有一丝“天注定”的色彩，不符合该概念原本希望传达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也与人类应当面向开放未来的追求不合。因此，我们的“翻译国家队”经慎重考虑和斟酌后正式采用了前一种为官方权威译法。在这样的案例中，跨文化翻译本身就是在积极有为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