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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2000年出生的蒋逸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奇怪”的小孩，她很难把自己塞进寻常的轨道。
小学三年级，她从四川转学到广东，课上老师讲粤语，她听不懂，会直接举手说“能不能说普通话？”初二暑假，她给班主任打电话，大段陈述自己不想补课的理由，把老师说得“脑子嗡嗡”，成了班里唯一没补课的人。高中，她在班里稳居前3名，但总在考试时哭。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标语、随处可见的排行榜、不断播放的铃声，都让她难受。她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但学校里干什么都要赶时间。宿舍8个人共用一个浴室，每晚共有40分钟洗澡时间，别人用5分钟可以洗完，蒋逸雯要用近10分钟，室友为此告到了班主任那儿。
在那所“当地最好的”高中——资阳中学，自习课上摄像头转动，一旦小动作被捕捉到，全班都要多上一节课，原本单周只有一天的假期又少45分钟。因此，高中同桌李玥阳很难扭头去关注蒋逸雯在干什么。除了哭，蒋逸雯总在写日记，休学后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写“很想死”。初中同学李美琪每周都会接到她从学校电话亭打来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话题越来越集中——她俩都不想上学了。
2017年6月15日，在经历了休学、转文科后，蒋逸雯还是无法适应。那天晚自习下课，她在课桌上给老师留下一封信，混在走读生的队伍里，心情平静地离开了学校。
“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让他们卷入同样的模式，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不奢望老师能够理解我”“仅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母与女
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儿来电，女儿说，在给学校的信里留了詹敏的电话。詹敏说：“你既然为自己作了这么大决定，就不该留我的电话。”蒋逸雯解释：“老师会觉得家长的话比较有分量。”詹敏说：“那你就应该告诉他们，你家长的话没有分量。”
这就是詹敏和蒋逸雯相处的方式。她们常签书面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例如零花钱要怎么花。詹敏对孩子发了脾气会道歉，从不逼她学不喜欢的东西，买来书，也只是“鼓励”她读。蒋逸雯从小就养成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习惯。课上举手询问老师是否能说普通话，詹敏觉得很自然，因为她一直是这么教的。
詹敏是个特立独行的妈妈，她生于1975年，中专毕业后进了国营化工厂做机床维修，工厂倒闭后进光盘厂打工，自己花钱去学摄影、英语、计算机。2003年她就买了台式电脑，那时候论坛很火，2004年她在中国光盘论坛发帖，发起一个“为乡村失学儿童捐款”的倡议，得到几十人响应。詹敏就此开始了公益生涯。她联系起这些人，拿到捐款，联系助学机构，资助乡村孩子读书。再后来，詹敏和另一位创始人一起发起了“麦田计划”，又发展成麦田教育基金会。刚做公益时詹敏收入比在工厂里低，而且那时把公益作为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几乎同一时期，她和蒋逸雯的爸爸离了婚。
在蒋逸雯记忆里，五年级后，妈妈就不再做饭。她初中时，一个月里有20天詹敏都在外地出差，周末蒋逸雯不想回家，拿着200元零花钱在城市里游荡，去电影院、咖啡馆、茶餐厅泡着。为了有人陪伴，她总是花钱请同学吃这个、玩那个，有时甚至会找自己不喜欢的人玩。
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饭。她每次和蒋逸雯一起回家，都觉得那“不像个家”，很冷清，东西乱糟糟摆放着，厨房里也没有开火必备的锅碗瓢盆。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她们两个小孩打算在蒋逸雯家做蛋花汤，拿出一个鸡蛋，最后做得很难吃。“很惨那种感觉，像两个乞丐”。 蒋逸雯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缺爱这个话题，从我们认识就在聊。”李美琪说。
但是，蒋逸雯“站在妈妈的肩膀上”，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见识。詹敏身处公益圈，身边有很多“不走寻常路的人”，40岁还保持着单身的女性、大学退学的公益人。蒋逸雯和詹敏不够亲近，却喜欢詹敏身边有思想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和他们讨论哲学问题。这些成年人很尊重蒋逸雯，一直用平等的姿态和她对话。
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成为别人眼里的“女强人”，“麦田”发展成一个在90多个城市有志愿者团队的公益组织。做公益的人收入不会太高，她们至今没有房子，但蒋逸雯在高中前已出过国，参加过徒步旅行、公益筹款，认识国内外的大学生朋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初中时她对李美琪说要学泰语，李美琪觉得新奇，“从来没听说过”谁要学泰语。蒋逸雯记得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跟着詹敏来到安徽农村，这里新成立了一所麦田小学。她记得，志愿者从大巴车上下来，“所有人都认识我妈，所有人也都知道我”。
有同龄人羡慕她有这样开明的母亲。但李美琪的妈妈不想让女儿和她玩。有次她们出去，这位母亲在背后偷偷跟踪，李美琪发现后，和她大吵一架。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听说蒋逸雯从学校逃走，她高一时的班主任“生气极了”。这位老师很年轻，蒋逸雯是他带的第一届高中生。蒋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资阳中学往年的升学情况，如果保持住这个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录取。他曾评价蒋逸雯“太淘气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蒋逸雯那封措辞工整、言辞恳切的信在传递，这不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短暂出逃，她做好了承担代价的准备。除了母亲手机号，她留下家里的电话号，并附文“明天我会尽量全天候在家等电话”。
詹敏的工作是资助贫困少年儿童完成基础教育，自己的女儿却没读完高中。有同事言语间表达不理解，“不上学怎么行呢，还是要上学啊”。但詹敏最终接受女儿退学的理由是，女儿学习能力很强，只是不喜欢传统学校。她提醒过蒋逸雯，家里没有条件让她出国，“这会是一条比别人的路更难走的路，我没有任何资源能给你。”
真实的世界向这个17岁的女孩徐徐展开。
休学后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阵子，在麦田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住。起初她对金钱没有概念，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做饭，她也跟着吃，没掏过钱。直到有一天一个叔叔跟她谈话，说她在这里住着，吃也不用掏钱，住也不用掏钱，家务也不主动做。蒋逸雯才意识到，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学后，她想去“环境好、有文化底蕴”的小地方定居，最后“很随机”定在了香格里拉，“觉得这里够偏僻了”。她把行李寄过来，找了客栈、酒吧做义工，可以管食宿。
一来到香格里拉，她就感觉舒服多了。“这里的人、生活方式、空气，都让我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啊。”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在这里交织。天空的蓝、草原和树林的绿、木头和土地的黄，是香格里拉的三原色，建筑低矮、视野开阔。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外来定居者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少数民族语言和英语都能派上用场。这里的人身份观念不强，宽容、松散。她在这里可以闲逛、去社区图书馆自学、去和僧人学藏语。而她为这个她眼中的“理想社会”承受的代价是，来这第一天就遭遇了骚扰，在手机屏幕这端看着对方说“要去开房”之类的话，吓得腿抖。后来她平静地说，这类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来到香格里拉首先打开视野的一面”。
2019年前，蒋逸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没有太多目的性，她远程找学习伙伴，学法语、日语、中国文化，去非洲参加公益项目——在当地社区给居民修厕所，教他们卫生健康知识、制定管理洗手间的方案。更多时候则纯粹是玩，时间长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没钱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为生存，“就剩开心了”。
她错过了高中毕业会考，没拿到高中毕业证，坦然接受了这一点，“我既然拒绝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该索取高中学历的保护。”2019年5月，她和妈妈签订了一份《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间，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费、800元的创业资金，拥有她10%的营业额所有权。这样的协议，从初中开始，她们签了五六份，以前蒋逸雯觉得自己是“甲方”，这次她很自觉地把自己写成了“乙方”。
在詹敏看来，蒋逸雯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蒋逸雯听说一个朋友职高毕业进了工厂，没什么爱好、不怎么花钱，已经要买房了，觉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钟”热度是常态。16岁休学那年，她在广州逛街时看到一块厚实的军绿色布料。她把那块布买回来，没有缝纫机，自己画图，一针一针地缝，用了一个月，做成了一件紧身“朋克风”夹克。詹敏看了那个过程，看到女儿一次次犯错，又打上补丁，很是感动。蒋逸雯爱上了服装设计，它创造性强，灵感会在很多时候到来：看到一幅画、一处风景。做衣服过程中，蒋逸雯心会很静，问题一个个出现，再一个个解决。这和她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完全不同。
2019年，她“开始把重心放在赚钱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边学服装设计，一边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个尽职尽责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笔万元存款。
2021年1月，蒋逸雯有了一间实体服装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墙面和天花板下，蒋逸雯在3米长的工作台前画图、制版、设计出20多件衣服，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接100多件的批量订单。蓝天和红色土房在玻璃墙外形成一道风景。她习惯起床后慢悠悠吃早饭、看新闻，12点来到这，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剪裁的时候站着，缝纫的时候坐着，站着的时候很多，有时她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像个裁缝”，她很喜欢这个样子。
蒋逸雯内心始终有很强的“边缘”感，这投射在她的设计风格上。她喜欢带有边疆文化、西域风格的设计，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关外”，“有一种漂泊感、不安定感，有异乡人的感觉”，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
叛逆和和解
以前读高中时，蒋逸雯总在课上读课外书，像避难一样逃进张爱玲、海子、泰戈尔的世界。张爱玲能让她看到“痛苦生活里的一点美”，海子和泰戈尔是她的两个极端，代表绝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孩子逃向艺术。在衡水中学，一个经历了休学、复学纠缠的女生最终在大学选择了“艺术教育”专业，她说，她在艺术里才学会了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退学、去香格里拉、做独立服装设计师，大家都觉得蒋逸雯是个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爱，需要一种稳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她的未来着急，詹敏有同事会觉得，在蒋逸雯身上“还没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这位蒋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说，“这几年虽然她没干什么实际的事，却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最近两年，蒋逸雯发现自己不再那么爱写作了。小时候她有强烈的成功渴望，总觉得自己长大了“会是个名人”，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早熟，“一切应该都会比别人来得更早一些”。但这两年，蒋逸雯接纳了自己是个普通人。
她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有人很惊讶，因为男朋友看上去“不爱玩”，是个安分的人。但蒋逸雯和他在一起3年，感情稳定。男友是外卖员，他们住在一年2000多元租金的公租房里。蒋逸雯热衷于布置这个家，设计缝制了门帘、垂布，房间里五颜六色，她甚至给冰柜加上了一个好看的罩子。
2021年年初，她作为模特拍了一组成衣照片，她身高1.7米，身材瘦削，一双丹凤眼，一对银色圆形大耳环、一头长卷发。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深褐色丝绒材质的少数民族特色西装，站在香格里拉牧场。1月，牧场一片光秃的黄褐色，围栏内依稀可见牛羊。她的设计风格从“街头一点、酷一点”走向更沉稳的方向，越来越偏爱厚实的布料，“也体现了我这几年性格的变化”。
詹敏在反思对女儿的教育，“过分强调独立”，让女儿感觉自己不被爱。詹敏说，自己是个回避型的人，在打击教育中长大，不擅长建立亲密关系，女儿8岁时总黏她，但她会嫌烦，总甩开。现在想到这些她很心痛。教育是她的工作，她不断在学习和纠正自己。
蒋逸雯抛弃了传统学校，几年过去，当时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时曾说，“学校的制度是理念和现实的平衡。”他想说理念不一定能完全落地。
做了半辈子基础教育资助，没有人比詹敏更懂得学校的意义。她知道，对于大多农村贫困孩子来说，多上一年的学，“不是简单知识量的叠加，而是学习能力几何式地增长。”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哪怕一样去工厂打工，后者抽象能力更强，就更容易进入管理层。她见到过太多贫困山区儿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
但詹敏也看到另一重矛盾。2010年之后，她发现经济不再是农村孩子教育中最大的问题。以前学校推荐的贫困学生，在走访核实中几乎百分百能被认定为贫困，但现在，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以往他们会在学校组成“麦田班”，但现在这样的班级建立起来难了，人数凑不够。詹敏觉得，教育不公平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教育内容的不公平。在城市进行的教育创新如火如荼，游学营、实践课很多，乡村学校却保留着最传统、最应试教育思维的教育方式。“小镇做题家”“凤凰男”，这些标签都是对这些孩子的一种伤害。
2021年，詹敏从麦田教育基金会离职，想做教育内容上的创新。她来到云南一所乡村中学，在初中一年级做了半年的创新课程。教学生学习方法、自我认知，还设计了“真人图书馆”课程，邀请几位老师讲自己怎样生活，怎么接纳自己，其中有作家、公益人士、辞职旅行的教师。
在课上，她让学生自由书写，看到一个女孩愤怒地在纸上狠狠划拉。收上来后，第一页看不清，第二页写着对老师的辱骂——曾有位老师冤枉了她。这个女孩家庭情况特殊，这次被冤枉的经历让她更难和人相处，会踩别的同学书包。詹敏收到那份作业，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上面写“老师也曾经被人冤枉过，能体会到那种很愤怒的感觉”。后来，她看到那个女生一次不小心把同学的水杯撞倒，默默对着水杯说了声“对不起”。
詹敏让他们写梦想。收到的答案有“上清华大学”“让父母过上好生活”“把教养刻在骨子里”。有学生问詹敏：“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宠我们？”詹敏说：“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不因为你学习好，也不因为你长得漂亮，就因为你是你。”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蒋逸雯家庭中的三代女性都围绕着教育打转。
外婆李春琴88岁了，生于物质匮乏年代，15岁才读了小学一年级，后来她考上了大专，学校却被撤销，她被迫回乡务农。李春琴不甘心这样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她近30岁还不结婚，到处做代课老师。有人休产假，需要人手，她就顶上，等人返岗，她“又灰溜溜地回来”，几乎去了乡里每一所小学。乡里的人笑话她。后来她做了30年老师，转成公办教师，做了乡村小学校长、中学老师，教出了县长。她有大学梦，“我一辈子就是想读书啊”。
在詹敏看来，母亲把这种梦想全寄托在姐姐身上。詹敏是被忽视着长大的。因为没有姐姐学习好，好吃的都要给姐姐，吵架了，“你是妹妹你要让着姐姐”。詹敏初中毕业考试时是应届生中全校第一名，但因为家里条件有限，父母选择让中考全县第二名的姐姐读高中、考大学。高中时，姐姐想学文科，被父母逼着学理科，后来陷入抑郁，在家学习了一年半，没考上大学。出成绩第二天姐姐就吞了安眠药，被救回来。后来父母让她去复读，她嘴上答应下来，又在一个小旅馆自杀一次。被救回来后，因为没有及时干预心理问题，病情愈加严重，时不时会狂躁、打人。姐姐最后终生服药，无法正常工作生活，现在被88岁的母亲像小孩一样照顾着。
姐姐成了家族里“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人敢提，但却在詹敏心里种下“很深的恐惧”。在教育女儿过程中，她总担心自己管错了，压制她，有时可能也走向另一个方向，“自由有点过头了”。
詹敏的童年就在一所乡村小学度过。她看到了母亲教育学生的方式。2016年在上海出差时，她接到蒋逸雯的电话，说要休学，詹敏第一反应是“我妈会怎么看我，她会觉得我教育很失败。”
蒋逸雯就读的是和姨妈同一所高中，高中时由外婆照顾。外婆对蒋逸雯小心翼翼，比如“最怕她把自己锁在屋里，最怕她哭”。蒋逸雯一哭，李春琴就给詹敏打来电话，很慌张，“她又哭了，怎么办”。蒋逸雯休学后，外婆很着急，她不断给詹敏打电话，说还是要读书、读大学。
但现在，外婆学会了外孙女那句话，“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高中时蒋逸雯曾想过，“我适应不了高中，是不是也意味着适应不了社会”。詹敏不是没有这个担心，但她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空间给像蒋逸雯这样的人。詹敏想到自己，内向、不擅长建立关系、对不认同的东西很难容忍，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蒋逸雯一直在探索从主流学校脱离的孩子，怎么样能继续接受好的教育。退学之初，蒋逸雯参考英国“夏山学校”，线上发起了“夏山计划”。夏山学校倡导因材施教，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她招募到7-8名学员，每人收取了约200元，聘请了两位导师，希望能办一个想象中的家庭式学校：生活在一个空间，自主规划课程，制定学习计划，请导师来教。计划进行了一个月，以失败告终。学员参与程度很低，几乎一项活动都没开展。线上结营仪式上，有学员要求退钱。
2021年，蒋逸雯自考了云南师范大学英语专科证书，今年又在考惠州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的本科学位，已经考了8门。她想拿到学历，进而去申请更多服装设计方面的学习机会。有人觉得她“兜了一圈又回去了”，她知道不是，因为自考很适合她，除学习之外不须受到约束。“不能让它把我绑住了，完全影响到我每一天的生活了。”
她不期望自己的独立品牌能在多大范围推广出去，但相信世界上有一群特定的人是喜欢的。
现在，她很难靠服装设计养活自己，手工成衣成本很高，一开始她给一件衣服定价1000多元，没卖出去，后来渐渐放低了价格。她常会接一些定制的订单，客户提出的要求很具体，她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好看的衣服”。2021年生意最好的时候，她曾请过一个当地的裁缝做帮手，但很快发现付不出工资，还是自己来做了。最近两年她不再要妈妈给的生活费，有时要靠一些“不喜欢”的事情赚钱，比如通过朋友介绍，给藏区的商业机构写标书、项目书、报告。
但她从来没动过“如果没退学是怎么样”的念头。詹敏想，女儿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一步步克服困难为此努力，已经比很多同龄人要强。
李美琪后来高三也休了学，“太不开心了”，一到学校附近就浑身紧张，她被老师、校长叫去谈话，说“你成绩这么好，不上学有点可惜”。后来她参加了高考，没报志愿。打了一阵子零工，发传单、做服务员，一个月赚2000元，发现居然也挺开心。后来父母说可以送她出国，从小没有零花钱的她很意外，她申请了一所花钱较少的法国大学，但意外地来到了适合自己的地方。这里有很多教育经历坎坷的人，她舒展了很多。
一个有相似退学经历的人感叹：退学这个圈子好“卷”，大家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创业，有21岁就进入福布斯UNDER 30排行榜，还有16岁退学去办学校的。
蒋逸雯和李美琪都觉得这种氛围很荒唐。李美琪说：“既然选了退学这条路，为什么还要走回跟别人‘卷’的道路上？”
但李美琪在承担着选择的代价，自卑深藏在心里。在法国遇到一个中国人，是上完高中、考了大学的，她立刻会想到自己是“初中学历”，觉得自己不能适应竞争，不能适应高考，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