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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如果实在憋不住，你应该去男厕所。”
2017年，一位荷兰法官的话引发了一场“厕所革命”。在荷兰，男性公厕比例远多于女性。一位女性因迫不得已当街解手而遭到罚款，后提起上诉要求撤销罚款，却遭到驳斥。面对法官毫无同理心的言辞，不少人在社交媒体发起抗议。
这背后，牵扯到女性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困境。
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试图以事实和数字，揭示一种无意识的偏见：在男性被设定为默认值的世界，女性通常被视为缺席的存在。
关于“缺席”的困惑，我们能在一些数据中找到答案。比如，女性的如厕时间是男性的2.3倍，但男女公厕面积往往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被设置为相等。办公室空调的“标准温度”，通常按照男性的舒适体感制定，而女性代谢率决定她们的适应温度比“标准温度”要高5摄氏度。在美国的科技行业，女性只占雇员的四分之一，占高管的11%。不仅如此，超过40%的女性在科技公司工作10年后会离开，而男性只有17%。
这就解释了，女洗手间前为何总会大排长龙，空调毯为何成为职场女性的必备品，以及为什么女性科学家、企业家的称呼前，总爱加个“女”。
后疫情时代，这种差异正以最尖锐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创新与不平等：2021年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无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冲击远比男性严重”。
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和生活苦》，讲述了受疫情影响而不得不进入色情行业的女性。其中，一位有着6岁孩子的29岁单亲妈妈，本来在餐饮店打工，同时做着护理工作。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摧垮了餐饮店。于是，仅靠一份工作难以维持生计的她，不得已选择在业余时间去风俗店兼职。更为讽刺的是，很多日本的风俗店甚至为单亲妈妈配备了托儿所。
无独有偶，根据路透社2020年4月的报道，一位英国的单身妈妈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工作，房屋的物业经理威胁她，并提出“以性换租”的要求。“我别无选择。”该女性在播客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如果我不和他发生关系，他就会把我赶出去。”
那些“保住工作”的职场女性，则可能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压力。尚在孕期的女性劳动者往往因长期佩戴口罩感到缺氧；哺乳期的女性为缺少安全的吸奶环境而发愁；而处于育儿期、已然线上“复工”的女性，则需照看日日网课、“复学”遥遥无期的孩子——时常因要兼顾工作和家务，感到分身乏术。
2020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通过电话和线上的方式收集了38个国家有关无偿工作的数据。报告显示：疫情之前，全世界每天160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中，女性负担了约75%；而疫情期间，女性进行无偿工作的时间至少翻一倍；在大部分国家，疫情中的女性，每周平均需要花超过30小时照顾孩子，几乎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
不仅如此，疫情隔离时期亲密无间的相处，也为摩擦的增多提供了可能。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疫情以来，全球家庭暴力事件激增。在中国，多个社会组织的统计显示，封控期间，求助量大约增加了20%。
降薪失业，过度工作，家庭暴力。与其说，疫情制造了这些问题，不如说，疫情只是放大了女性长久以来的困境。
我们能不时在社会讨论中，窥见这种不安：当性骚扰事件发生时，总有些人指责被侵犯的女性穿得太少；成都新冠确诊女孩因流调显示去过酒吧，就被部分网友扣上“夜生活过于丰富”的帽子。甚至，当英国诺丁汉的警察开始将厌女行为（从不雅的暴露，到偷摸身体，再到偷拍裙底等一切行为）登记为仇恨犯罪、仇恨事件时，他们发现报案数量激增——不是因为男性突然变得更糟，而是因为女性认为她们会得到认真对待了。
如作者所言，“是时候改变视角了。是时候让女性被看见了。”
王子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