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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1953年初秋，一个相貌青涩、有点“婴儿肥”的17岁少年背着行李从山东青岛来到清华园。他叫郑福裕，是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企八三班”的新生，两年之后是清华工物系第一班“物八班”的一名同学。
2022年春，某天早上10点，86岁的郑福裕走出了家门。他住在家属社区东楼，清华园二校门南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小区门口是条笔直的林荫小道，微风穿过郁郁的行道树，吹动老人的白发。沿着这条路，他微弓着背，走过老年活动中心，来到教职工食堂，按惯例提上两个半份的菜和一小碗米饭回家。
今年是他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退休的第25年。从第一次踏入清华校门至今，郑福裕已经在园里度过了69个春夏之交。
相比人声嘈杂的环境，他更喜欢坐在安静的家里用餐。佐餐的消遣是听戏，挑一个京剧节目会花上郑福裕几分钟的时间，最后往往还是点开常听的那一出《群英会》。屏幕里的诸葛亮唱完了，郑福裕放下筷子，闭目休息半小时后，走进书房练字。
这是郑福裕退休20余年来难得的闲适生活。2020年前，郑福裕每周二都会出现在距离住处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中国原子能科学院研究生部，为学生讲课3小时，“几十年都是这样，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两年课暂停了”。其余的日子里，他作为一名编辑，分别在中国知网、《实验技术与管理》期刊、清华大学出版社3个地方工作。郑福裕一直记得清华“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他说自己现在除了腿不利索外，身上还没有别的毛病，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
“清华”和“郑福裕”这两个词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1953年的夏天。
在那个年代，学校的高考录取名单会刊登在报纸上。放榜当天晚上，郑福裕和全家四口人挤在桌前，围着刚收到的报纸，他激动地发现，“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名单里”。
1955年夏，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培养核事业需要的人才，时任校长蒋南翔着手筹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46位电机系、动力系和机械系的品学兼优的同学被选中，成为工程物理系的第一批学生。刚读完大二的郑福裕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几名学生之一。尽管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当年的成绩并不突出，对能从头开始学好一个全新专业的信心也并不充沛，但“祖国需要就一定要去”。
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
“清华200号”
1964年9月27日夜里，“清华200号”的实验室里，郑福裕在日记本写下一行字：“不会忘记的一天。”
“清华200号”是1960年清华大学建设原子能科学实验基地的工程代号。从清华大学坐上开往包头的绿皮火车，1小时后到南口下车，再走1小时的山路，郑福裕与“200号”初次见面。那时它还是北京昌平虎峪村旁的一片荒地，目之所及只有零星几个枯枝栅栏，剩下的是沙尘遍地的荒野、枯树和土疙瘩山。
时任核能技术研究所所长吕应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于是郑福裕和另外几名刚毕业的同学、一名讲师和十余名助教、再加上100名左右的学生，亲手把大山里的荒地改造成了实验基地。
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当时“200号”的家属区尚未建成，他们便睡在就地搭起来的帐篷里。北京的冬天本就寒冷，山谷里常有大风，郑福裕就把一张“毛毯”铺在帐篷底聊以御寒。“毛毯”是他用已故父亲的一件衣服改做的，一面是皮、一面是毛，白天穿在身上，晚上铺在身下。
在“200号”，郑福裕既是“专家”，也是“小工”。由于当时人才紧缺，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明显的经验与年龄界限，作为清华工程物理系的第一批毕业生，郑福裕需要参与制定实验室的建筑标准。根据辐射强度计算屏蔽墙要建多厚、测算吊车的放置位置、上下水系统的运行方式……设计完这些核反应堆的重要构成，放下笔，郑福裕便要去和水泥、搬砖头，亲自执行自己的方案。
郑福裕的核心任务是调试代号102的零功率反应堆，在使其达到临界的同时确保实际运行中的核安全。在巨大的压力下，郑福裕带着同事完成了堆芯结构设计制造，研制了自动加水装置、堆芯水箱电磁阀门紧急排水安全装置、堆芯水位精确测量装置等重要部件。102号反应堆是轻水堆，必须通过动态调节水位和铀棒高度来实现临界。“当时苏联撤走专家，我们只有很少的理论资料，只能是试探性地调节水位和铀棒高度，来验证这个理论是否正确。”郑福裕回忆道。
为了确保反应堆安全运行，郑福裕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要练就过硬的操作本领，“可以在蒙上眼睛的情况下精准操作控制室的每一个装置”。102堆的操控面板有整一面墙大，各色按钮密集地排列在上面。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实验室的所有人只有在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在周密的准备下，1964年9月27日，最后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时刻终于到来。郑福裕记得，当天夜里，“整个‘200号’的人都很紧张”。当时“200号”的所长吕应中，主要负责人之一、荣获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大中院士，其他许多科研工作者，以及值班长郑福裕所带领的小组一起，在102反应堆前守了一整晚。
晚上11点，102号堆首次安全地达到临界。郑福裕说：“那瞬间是提心吊胆却也是有底气的。”
核电在当时的中国是个新鲜事物，郑福裕是站在研究风口的那批人之一。他曾是清华的核电站模拟培训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在清华主楼西一层的一间屋子里，用一个1比1还原的核电站模拟机培训工作人员。
1988年，郑福裕在模拟机培训中心接待了大亚湾核电站的相关负责人和6名即将从北京核工业部调去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的技术人员。彼时三里岛、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发生不久，我国正在筹建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遭遇舆论的质疑。郑福裕用通俗的讲解和熟练的模拟演示，客观地介绍了核电站运行的安全性，后来，几名技术人员在模拟培训中心学了几个月，反复操作模拟机。最终，核电站的安全性通过郑福裕负责的模拟机得到了证实，大亚湾核电站的推进才再次启动。
郑福裕收藏了自己与那次的来宾的合影。这张黑白照片上，他用笔在自己的头旁边骄傲地标注：“It’s me！”
自此之后，郑福裕的培训教学任务不断，先后参加过秦山一期、秦山二期、秦山三期、江苏田湾、浙江三门等核电站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直到2020年，他每周还要去核工业部研究生院讲课。
“清华南门进来的小绿楼”
“从清华南门进来，向北走一段路，左手边有个小绿楼。”郑福裕说。这个“小绿楼”的二层是当时《清华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的办公室，也是他在清华的又一个扎根之处。
《学报》1915年创刊后一直没有正式的主编，1993年被委任为第一任主编时，郑福裕没有犹豫——“学报没有主编怎么能行，组织需要，就顶上去”。
郑福裕担任学报主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学报》获得国际认可。“堂堂清华，作为中国的重要高等学府，不能没有和国际对话的能力。”郑福裕说。1993年6月，位于美国纽约的EI总部收到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是郑福裕整理的《学报》介绍资料。在当时，出国交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郑福裕铁了心要把这些资料送到美国。最终，他找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赵玉芬院士，委托她在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之后，专程再去一趟纽约。
学生时代的郑福裕学过英语，也学过俄语，明白使用国际通用语言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学报》正真走向世界的还需要外国人看得懂中国的文章。他决心创办《学报》英文期刊。当时的编辑部，最多的时候只有6个成员，懂英文的更少。郑福裕就自己从中文期刊中挑选高质量文章，逐句逐篇翻译成英文，再拿给当时在清华的一位美籍教授看，共同研究怎样才能让文章更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在他的坚持下1996年《学报》英文版正式创刊，清华成为了中国第一所拥有英文学报季刊的大学。
几周后，他收到了EI总部恢复收录的答复。时隔7年，这一与SCI、ISTP并列的世界著名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再一次看见了《学报》和清华。
直到现在，86岁的郑福裕依然坚守在编辑部的岗位上。而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完成了一些该做的事情”。
对自己做过的许多事情，郑福裕都记不清楚了，但他可以清楚地说出当年一起从事核事业的“战友”的名字。郑福裕有一本自己手写的花名册，每一年，他都会用红色框起几个人名，那是已经逝去的“战友”。他们的背影淡去，在一代人消失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春天。
志浩（清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