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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5日举行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客乔治娅·梅洛尼率领的意大利兄弟党赢得约26%的选票，为该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地位奠定了基础；包括该党在内的中右翼联盟共获43.8%的选票。《华盛顿邮报》指出，此次选举或将产生两个意大利政坛之最——意大利二战后最右政府、意大利史上首位女总理。
梅洛尼选举获胜令全球右翼运动欢欣鼓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前“军师”班农毫不掩饰对梅洛尼的欣赏，他公开表示，“跟撒切尔一样，梅洛尼会一直战斗至胜利。”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则感到恐惧，他们惊呼：“女墨索里尼来了！”更多人对梅洛尼的胜选表达了各种担忧。
其实，欧洲似乎不必如此惊慌。在梅洛尼之前，法国总统候选人玛丽·勒庞、波兰前总理贝娅塔·席多、德国议员佩特里、挪威财政大臣西芙·延森……极右翼女性势力早已在欧洲政坛崛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原因，在于建制派无力应对持续的欧洲危机；极右翼与欧洲主流政治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现在才刚刚开始。
欧洲极右翼势力在危机中崛起
“支持合乎自然规律的家庭，反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生育文化，反对（堕胎的）死亡地狱；反对伊斯兰暴力，支持更安全的边境；反对大规模移民，支持（移民）为我们工作；反对大型国际金融活动……”梅洛尼今年6月对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发表演说时，用流利的西班牙语昭告她的政治主张。
如此强硬又保守的姿态，让人们不得不将梅洛尼置于欧洲政治谱系的最右端。早年，她曾公开表达过对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崇拜。她在自传《我是乔治娅》中提到，她15岁时就加入了由墨索里尼支持者成立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SI）。由于她表现活跃，MSI的二把手、身兼国会要职的法比奥·兰佩利很快注意到了她，并对她委以重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MSI被并入“国民联盟”（AN），后来又与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成立的政党合并。2008年，年仅31岁的梅洛尼被贝卢斯科尼政府任命为青年部长，成为意大利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长。2012年，她与几名“国民联盟”成员另起炉灶，成立了“意大利兄弟党”，该党党徽是墨索里尼坟墓上象征“永恒之火”的三色火焰。
兄弟党崛起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在2018年的大选中，该党只获得了4.3%的选票；而在今年的大选中，该党以近26%的选票高居各党派之首，比得票第二的五星运动党高出近11%。这也使得中右翼政党联盟以约44%的得票率领先于其他党派和联盟。
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非意大利独有的现象。2017年，德国“选择党”在联邦选举中获得超过12%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今年4月，法国“国民联盟”虽然在大选中落败，却获得了史上最多的选票。今年9月，瑞典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第二大政党。这些政党的共同点就是：极右翼。
崔洪建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一直处于持续的危机中，需要各国政府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主流政党还未适应新局势带来的挑战，其政治方案无法回应民众的要求。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意大利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情绪日盛。即便政府提出解决方案，由于多党联合政府的稳定性较差，其政策也难以长期实行。这为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扩张提供了可乘之机。
极右翼女性政客登上欧洲权力舞台
梅洛尼的胜选让人们再次意识到，近年来，随着欧洲国家“向右转”的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多右翼和极右翼女性政客开始登上权力舞台甚至巅峰。
在传统观念中，正如男女有别一样，“女性领导力”与“男性领导力”也有着天然的差别，女性往往被认为更加温和、细腻、有同理心、善于沟通。然而，越来越多极右翼女政客的出现，正在颠覆人们对女性领导者的认知——“极右翼”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强势和攻击的意味。
在今年4月的总统大选中功亏一篑的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虽然已经在努力淡化其“极右”色彩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但其政治主张依然强硬。她声称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呼吁暂停合法移民，主张法国退出申根区、恢复边境管制。她推崇“法国国民优先”，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言论给她带来的争议，更是不胜枚举。
在德国，作为选择党前主席，弗劳克·佩特里打着民族主义、反难民、反欧洲一体化等旗号，率领该党成为二战结束后德国首个进入议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支持选择党及其主张。
在波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获得独立组阁资格，出身于矿工之家的法律与公正党副主席贝娅塔·席多，也由此登上女总理之位，并跻身福布斯全球百名最有权力的女性名单。
在挪威，自2013年就任财政大臣以来，西芙·延森已成为二战后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大臣。作为挪威进步党主席，她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偶像。她曾警告称，挪威正处于“悄无声息的伊斯兰化进程中”，还直言不讳地支持以色列，呼吁将挪威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崔洪建认为，欧洲极右翼女性政客崛起的背景，首先是女性政治势力的群体性崛起。欧洲对男女平等的信念，已经接近宗教信仰的地步，越来越多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其次，“女性”与“极右翼”的结合，形成了强烈的角色反差，给民众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第三，女性领导者具有的优势，并不一定要在柔弱的外表之下才能发挥，比如这次意大利右翼能迅速形成联盟，梅洛尼发挥的沟通作用应该不可或缺。
“愤怒的女性”投票给“愤怒的女性”
纵观身居高位的欧洲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大都来自右翼阵营。比如，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自德国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同样来自右翼阵营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其保守顽固、拒绝妥协而获得“铁娘子”的称号，她也被后来的一众极右翼女政客视为“精神领袖”。
按理说，左翼通常比右翼更注重性别平等——在梅洛尼提出的所有政治主张中，没有任何一条与女性平权或性别赋能有关。那么，为什么身居高位的女性领导者往往出自右翼？或者说，为什么从左翼中诞生一位高级别女性领导者如此困难？
在崔洪建看来，右翼尤其是极右翼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强调回归所谓传统价值，里面包含有对家庭的更多责任，传统观念里对女性的关爱，等等。此外，“保守”也意味着“稳定”，能向民众传递更多的安全感。默克尔被德国人称为“大妈”，这个昵称中其实蕴含着传统家庭观念带来的可靠感。
右翼女性势力的崛起，与女性选民的“右倾”也不无关系。以意大利为例，2013年，兄弟党的支持者中只有37.5%是女性；到2018年，兄弟党的支持者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过去20年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大多由男性主导，即‘愤怒的白人男性’投票给‘愤怒的白人男性’。但如今局势正在发生改变。在欧洲，极右翼示威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英国《卫报》指出，选民的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其是否给极右翼投票的关键因素。尽管支持极右翼的选民大多出身于中下阶层，对社会充满愤懑和无力感，但大量从事低收入行业的女性也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凯瑟琳是巴黎郊区一家廉价超市的收银员，她在今年的法国大选中投了勒庞一票。凯瑟琳对《卫报》说，“当局精英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靠这么低的工资我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我有三个孩子，每月月底之前银行卡就会透支，只能靠信用卡度日，连汽车油钱都几乎付不起。我从未像勒庞那样接近权力，所以，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呢？”
梅洛尼组阁后面临多重挑战
在意大利，推翻政权比维持政权要容易得多。据统计，意大利近20年换了11届政府，民众家庭平均财富几乎没有提高。政府的快速更替，加剧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尤其是最近三年，为避免提前选举，意大利两次通过幕后交易组建了新的联合政府，但因各党派的意识形态不同，联手后又很快吵翻。上一届德拉吉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了跨党派联盟，但一年后就因政党退出而分崩离析。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并组阁，梅洛尼将面临国内外的多重考验，如通货膨胀、能源危机、与欧盟关系、联盟内部对俄罗斯的分歧等。
崔洪建认为，目前意大利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缠绕交织，一方面需要痛下决心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解决眼前的危机，留给梅洛尼的运作空间并不大。上台之前，梅洛尼可以通过提出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得到更多民意支持。但一旦成为总理，她就必须面对具体问题，难免作出与先前主张相矛盾的政策调整，陷入两难困境。
此外，意大利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政党碎片化，政党联盟的基础非常脆弱。尽管梅洛尼领导的中右翼联盟的党派跨度不如前政府那么大，但只要某个主要政党在某个政策领域撤回支持，跨党派联盟就难以维系。如何维系执政联盟中的伙伴关系，在现实与口号之间找到平衡，是梅洛尼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选之前，梅洛尼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到与中国有关的话题。但自今年2月以来，她频繁发表强硬的涉华言论，比如将推翻中意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政策，等等。崔洪建认为，梅洛尼的表态有政治作秀成分，因为在目前的欧洲，挑动涉华话题已经成为某些政客吸引眼球的“常规操作”，梅洛尼也不能免俗。
崔洪建指出，梅洛尼会不会把对中国的批评转化为具体政策，将取决于她能不能实现从批评者到建设者的转变。胜选之前，她是建制派的反对者；上台之后，她又必须听取各部门对中国的看法，并权衡中意发展关系的利弊。“如果她处理不好中意关系，也不可能处理好其他更复杂的问题。”崔洪建说，“从言论到政策再到行动，这中间是有距离的。我们还是应该给她一段观察期，看她能不能适应角色变化。”
意大利议会选举结果出炉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希望意大利新政府继续坚持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一道努力，持续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和人文交流，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