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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是万里长江生态的“晴雨表”。9月20日，2022长江全流域江豚科学考察在宜昌葛洲坝附近江面发现了首批江豚群，多头江豚露出水面，其中还有江豚“小朋友”。这意味着，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已大为好转，更加适宜这种“水中大熊猫”群居生活。
曾几何时，长江流域生态恶化，污染严重，一些生物种群灭绝。保护长江生态刻不容缓。但对于这样一条穿越九省二市，滋养4亿多人的大河，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谈何容易！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思路。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明确了2020年和203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要求。
此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被放到突出位置。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成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色之河、绿色之河。
昔日“化工围江”，如今“江豚逐浪”
把镜头对准长江，总能给湖北省宜昌市的摄影爱好者杨河带来惊喜。2014年，杨河第一次拍到了一度从人们视野中消失的江豚路过宜昌江段的踪迹，2019年10月开始，他陆续拍到江豚在不同场景戏水逐浪的情景，如今已有两群江豚在长江宜昌段定居。
“江豚逐浪”再现，得益于长江的水质和生态改善，也是长江保护成果的最直观呈现。
以杨河居住的湖北宜昌为例，这里有丰富的磷矿资源，江边一度聚集了不少化工企业，长期气味刺鼻，沿江居民生活受到影响，甚至不敢开窗晒衣。当地很早就想治理“化工围江”问题，但因为化工产业贡献了全市近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值，解决了大量就业，要不要治理、怎么治理、怎么转变生产方式始终是个大难题。
长痛不如短痛，治污还须下猛药。近年来，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提出“关改搬转”四剂药方：关停一些粗放生产的化工厂，安排企业职工转岗培训；改造升级，让化工企业向精细化、高端化转型；支持符合环保、安全标准的化工企业搬迁到其他工业园区，远离长江干流；整合同类企业，提质增效，避免“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无序发展。
“搬”出一片新天地。2018年，湖北山水化工有限公司接到“搬离长江1公里，进行转型升级改造”的通知，该公司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电石法EPVC糊树脂生产工艺，新建产品附加值更高的离子膜烧碱项目，实现了工艺、产品、设备和管理“四大升级”。
从“伤筋动骨”到“脱胎换骨”，山水化工的蜕变是宜昌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上化工企业转型发展的历史缩影。据统计，最近十年来，湖北全省“关改搬转”沿江化工企业443家。
在前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说，湖北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到压倒性位置。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保持在Ⅱ类，丹江口水库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送”，全省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十年禁捕，水更清澈鱼更多
如今“江豚逐浪”的情景不仅仅出现在湖北，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每当看到江豚跃出水面，67岁的南京市民余金发都会格外开心。余金发从小就在摇晃的船上生活，听江水荡漾，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大半辈子。2019年，长江南京段禁渔退捕，习惯了“在江里讨生活”的余金发也上了岸。
对于长江“十年禁捕”的政策，余金发十分理解：“鱼越来越少了，我们吃长江的、用长江的，也该‘还还债’了。”他讲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30多年前，他与父辈一起打鱼，每一网都能捞上千斤的刀鱼，但前两年，从前“烂大街的”刀鱼却成了稀罕物。一斤就能卖2000元。
上岸后余金发依旧向往着从前的生活。每天早晨，他都会起个大早沿着长江边转悠。此外，他还“下血本”，买了七八支钓竿，“不能打鱼，钓钓鱼也是好的！”
在钓鱼之时，他结识了“长江守望者联盟”的志愿者吴亚楠。25岁的安徽姑娘吴亚楠是南京江宁星火社工事务所的社工，主要负责“长江守望者联盟”的相关工作。吴亚楠同余金发聊起过往的打鱼生活，“鱼越来越少”成了“爷孙俩的共鸣”。
“那余大爷，咱就别钓鱼了，跟我们一起保护长江环境，不是也挺好吗？”吴亚楠向余金发发出邀请。“长江守望者联盟”成立于2019年。该联盟以“长江边的人做保护长江的事”为信念，针对巡江、清江、护江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从“长江索取者”变为“长江守望者”，余金发被这两个“新鲜词”打动了，他成了一名保护长江的志愿者。两年时间过去了，他在长江里又发现了消失许久的江豚。“水更清澈、天空更蓝。鱼多了、鸟也多了。”余金发还从吴亚楠那儿学了一句诗形容眼前的景象，那就是“万类霜天竞自由”。
全流域协同治理，共护长江水更清
为了让母亲河水更清，中央提出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路。在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之外，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是长江经济带上众多地域、城市的生态治理如何达到协同效应。
长江穿过11个省（区、市），覆盖4亿多人，流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绵延约205.23万平方公里，横跨东中西部。与传统意义上毗邻城市间的合作不同，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间的合作面临自然条件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区域特点与区位特征等多方面问题，同时受到跨越行政区边界和地理空间限制的约束。
治理长江生态，尤其是水域生态的治理，不能顾上不顾下，需要更加体系化的制度建章立制。为兼顾上下游，发挥协同效应，近年来各地探索建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体系，护航万里长江水更清、景更美。
位于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新安江，是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试验场”。这条发源于安徽黄山的河流最终流入浙江千岛湖，在242公里的河段上，现在平均每隔6公里就有一座水质自动监测站。从2012年前后开始，安徽、浙江两省率全国之先，共进行了三轮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试点。按照约定，若新安江水质不达标，上游的安徽要补偿浙江；若水质达标，下游的浙江补偿安徽。十年间，安徽年年实现水质达标的承诺，共获得57亿元补偿资金。
这座“试验场”也让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全国逐步推广实施。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副司长王心同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已初步建成。据统计，到2021年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3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出台建立了长江、黄河全流域横向补偿机制实施方案，制定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鄢杰表示，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部分，其内部各省市的区域性合作对于长江生态修复重建、重塑长江经济带内经济空间、提高整个长江经济带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雷宇 朱娟娟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