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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父周振甫先生的四部例话——《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学风格例话》《小说例话》，是他最受欢迎的古典文学普及著述之一。今年9月，四部例话再度付梓。新版不仅吸纳周振甫先生历次修订、增补内容，而且结合近些年古籍研究整理的成果进行校勘，并在版面、印刷、装帧等方面力求极致，使之成为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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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诗词例话》的编著背景，周振甫先生1989年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从谈到我的学习》说：“1961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工作。当时，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就想替出版社编《诗词例话》，得到了室主任章学新同志的同意。我就手头的《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以及《人间词话》《蕙风词话》等书来看，只取结合具体例子来谈的，作些学习。”
从1960年到196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振甫利用清闲时间，埋首古文献堆中，潜心钻研，日积月累，书稿慢慢积案盈尺。这两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先祖母张韫玉曾回忆，尽管周先生保命的粮食供应还有，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患上营养不良症，手脚浮肿严重。
抗战时期，身在开明书店的周先生，参与钱锺书先生《谈艺录》的编校工作，这成为两人几十年友谊的开端。钱先生在《谈艺录·自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如果用“忧患之书”形容《诗词例话》写作的初衷，或许也符合周先生的本意。
初版时，《诗词例话》的篇幅只有15万字，仅相当于现在版本的一半。全书分“欣赏与阅读”“写作”“修辞”“风格”“文艺论”五部分，对古典诗词创作做了系统归纳与论述，为读者阅读欣赏古典诗词提供了一整套方法论。周先生在“欣赏与阅读”部分的十个小专题中，用“忌穿凿”“忌执着”“忌片面”三个专题，旁征博引，讲古人读诗、评诗穿凿附会的案例。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媒体报道周先生与《诗词例话》的故事时，注意到一个细节：周先生向社领导提交文稿时，提出是利用工作时间写的，所以不要稿酬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典文学整理出版事业受冲击的背景下，《诗词例话》成为受欢迎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至70年代末二版时，印数已有66万册。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的回忆文章《春雨润物细无声——周振甫先生琐忆》中说，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周振甫先生，大多是从一本薄薄的小书《诗词例话》开始的。《诗词例话》于1979年修订再版，那一年我刚进大学，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读到的最好的古典诗词入门书。”
引导年轻人探究古典文化之美，寻找民族生生不息的诗心文心，从而让社会不为反文化的逆流裹挟——这是沉重时代里，许多老知识分子心中的坚守。
1971年，周先生结束了在安徽潢川“五七干校”近两年的放牛生涯，被点名回京，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有学者曾撰文记叙了每逢周末，几个文学青年赶到周宅，听周振甫义务讲授《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文的事情。他们一听就是两年，这一时间跨度正好贯穿了周先生点校《明史》的全过程。
有关这样“义务教学”的记忆，一直残存在笔者少时的记忆里。在无数个周末的午后，还在上小学的笔者从午睡中醒来，懵懂中经常看到小书房里，周先生正用他终身未改的浙江口音，给一个或几个年轻人讲解着古典文学。听者的职业五花八门，有准备高考的学生，有古典诗词爱好者，也有周先生某部著述的读者，其中一位是邻近邮局的工作人员——隐约记得，她是《诗词例话》的读者，打算参加成人高考……
周振甫先生是钱锺书先生的大作《谈艺录》《管锥编》的责任编辑，一位是作者，一位是编辑，两位先生的友谊因此被出版界、编辑界引为佳话。
笔者小时候武侠看得多，凡事总想追问谁是“天下第一”，记得曾问周先生，“现在中国谁的学问最大？”周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当然是钱先生。”在周先生眼里，钱先生“亦友亦师”，但周先生在无锡国专念书时，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是老师，所以无法再尊称钱锺书先生为师了。但这丝毫不减周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极度推崇。在系列例话里，大量引用钱先生的作品，将他与古代大儒、文学大家相提并论，是周先生致敬钱先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吧。
周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