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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一部《俄汉详解大辞典》，让他的名字响彻整个俄语界；他擅长书法，又非常“好说话”，经常有人向他求字，装裱起来挂在办公室。他对数理逻辑也颇有研究；他还关注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中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应用，成为中国外语界计算语言学研究和教学的先行者。
他是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翻译家。从求学少年，到学界泰斗，再到而今带着许多学生、好友的怀念离开，他96年的人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诲人不倦。他是学生们敬重的“凡尼亚”老师，也是黑龙江大学最忠诚的“老学生”。
认真的老师“凡尼亚”
1926年5月，李锡胤出生于浙江绍兴。少年时期读私塾，为他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我们中国人必须要学好自己的文化，要读古人的书，要直接与古人为友”。李锡胤背过两三千首古诗词，90多岁时，许多古文篇章仍然张口就来、倒背如流。这些古诗词都是他小时候“唱”着背的，在吟唱中，诗词就慢慢扎根在心里了。
中学毕业后，李锡胤先是在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学习，由于战乱等原因，又先后辗转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语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文专科学习英语，后又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先生学习社会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国家急需大量俄语翻译人才。1950年，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黑龙江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哈外专）校长王季愚和教师熊映梧到燕京大学招生，李锡胤早就想学习俄文，又听说哈外专是一所革命干部学校，他毅然报名，改学俄文。
在李锡胤的回忆里：“出关有点凉意，可参加革命这一意识，像一股暖流在车厢里激荡。”
1952年秋，李锡胤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编译室工作，并担任俄语助教。他带的第一班学生是八级部的112班。每天的早自习和晚自习，李锡胤都要到教室“查堂”，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检查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风雨不误、节假不休。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极其认真的“小老师”，都亲切地叫着李锡胤的俄文名字“凡尼亚”。
1953年春节前后，112班学生转出，之后陆续被派往抗美援朝前线。学生们大有枕戈待旦的气概，李锡胤回忆：“吃过晚饭，我送这批学生到哈尔滨火车站，他们齐声用俄语唱着《青年进行曲》，那是二战时期苏联青年奔赴战场前向家人告别时唱的歌。‘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我相信，这就是青春，这就是生机。青春决不在声色犬马，生机决不在利禄声闻！”多年后，李锡胤一直惦记着这些学生。“不知道我的那些上战场的学生们是不是活着回来，没有了他们的消息是我最大的遗憾。”
像对待他的第一班学生一样，李锡胤把自己真挚的情感、渊博的学识都奉献给了他的学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俄语教育事业。他说：“我坚持两条：一条是循序渐进，一条是以身作则。”
2016年11月19日，北京大学举行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35周年纪念大会，为德高望重、桃李满园、为中国俄语教育事业辛勤工作50年以上的前辈学者颁发“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李锡胤名列其中。此外，他还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俄罗斯普希金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
甘做“大词典中的一条小爬虫”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俄汉词典编纂事业的萌芽孕育在哈外专。李锡胤、潘国民等辞书专家，在俄语词典编纂先驱——哈外专老校长赵洵的带领下，开始了俄汉词典的编纂工作。
1958年，李锡胤、潘国民、秦万年三人联名写信给赵洵，建议用翻译代替自己收集语料、编写的方法，编写《俄汉详解词典》。赵洵回应说：“一个人一辈子干不了许多事，编词典是很有意义的！”雷厉风行的赵洵立刻决定一定要把词典编出来。但令赵洵和她的弟子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本词典直至40年后才得以出版，其间因为下乡办学、辞书所解散、赵洵蒙冤入狱等原因曾几度濒临夭折。
1975年，全国辞书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辞书编纂的春天悄然到来。李锡胤与会并领回编写《俄汉新词词典》和《大俄汉词典》两部词典的任务。这两部词典分别在1978年和1981年出版。之后，他又在赵洵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译审完成《苏联百科词典》。此时的李锡胤已经年近60岁。
但在黑大辞书人的心里，《俄汉详解词典》未能问世，让他们一步也不敢停歇。预料到短期不会再有这么多从事俄语教学、编俄汉词典数十年的人，他们觉得“有责任留点东西给后人”。
李锡胤亲自赴北京请赵洵“出山”，邀请她担任主编、搭建词典编写班子、帮忙解决经费问题。当时已经望七高龄的赵洵说：“我在和死神赛跑，我希望在死神到来之前把这个四卷本编完”“如果我看不到词典，请把词典放在我的遗像前。”遗憾的是，1988年12月赵洵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未能等到《俄汉详解大词典》出版。
但李锡胤、潘国民没有忘记老校长的嘱托。为了这部词典，李锡胤四处奔波、联系各方。后来辞书所的同事们回忆：那时李锡胤也是60多岁的人了，为了节省开支，他四处奔走却连“打的”的钱都不舍得花。
1998年，这部历经40载编纂时光的《俄汉详解大词典》终于问世，成为当时国内收词最多的一部双语工具书，该书获全国辞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李锡胤也因为在辞书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了“资深翻译家”“中国俄语教育终身成就奖”等荣誉称号。
面对自己在辞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李锡胤却说：“我编了40多年的俄汉词典，这是时代的需要，不是我个人的成就。”“我只是大词典中的一条小爬虫，幸亏有党的领导，没有迷失方向。”
“他是群雁中领头的那只”
李锡胤的学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黄忠廉曾撰文说：“在黑龙江大学这齐飞的群雁中，那只领头的雁便是李锡胤。他是一面旗帜，一支标杆，一张名片。凡俄语界，甚至是英语界，只要是语言文学界同仁，均仰慕之。”李锡胤的好友周退密赋诗赞誉其“学贯中西一代宗，文星灿烂耀长空”。
工作之余，李锡胤还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参加词典工作会议，他写下“何当报捷重经过，不负高天日正明”，表达振奋之情。在呈丁声树、吕叔湘、李荣等语言学家的小诗中，他写下“语学新年思老辈，诸多题目待开山”，表达了对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敬重和投身语言学研究的万丈豪情。参加画展归来，他也要感叹“亦是画师怜我老，殷勤彩笔示天姿”。
李锡胤还一直主张，他的学生不仅要学好语言，更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哲学是用哲学语词写出来的数学式子，数学是用阿拉伯数字写出来的哲学论式。我建议外语系的学生必须修逻辑学、心理学和离散数学。”他还主张将数理逻辑应用于语言研究，一直参与和指导黑大机器翻译研究，并培养出一大批计算语言学者。
我国计算语言学家冯志伟和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马希文教授曾赴黑龙江大学参加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鉴定会议，李锡胤登门向他们请教一些关于机器翻译技术的问题，并表示自己对于数学和计算机都是外行，愿意更新知识，关注机器翻译这样的语言学新技术。回京不久，二人就看到一本关于数理逻辑的专书，作者竟然就是李锡胤。冯志伟回忆说：“我估计我们在哈尔滨给他介绍的有关机器翻译的那些粗浅常识时，他早就进行过精透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了！”
“后来李锡胤向我介绍了图佐夫基于函数的语言信息处理理论和实践操作模式，建议我读一读图佐夫的《语言的数学模型》和《俄语计算语义学》。近年来，我国计算语言学界对于欧美的计算语言学研究很关注，但基本上不了解俄罗斯的计算语言学研究，李锡胤教授为我打开了俄罗斯计算语言学的大门。”冯志伟回忆说。
“我的几块‘干泥巴’也太贫瘠了！”
李锡胤一生都将党和国家放在心中最重要位置，十分感怀祖国的日益强大。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祖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历史洪流中，我得以丰衣足食，并能‘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深感荣幸。而我对人民的回报微乎其微。”
李锡胤改写南社词人刘约真的“未报春恩，化作春泥补”为“未报春恩，愧说春泥补”，并说“我的几块‘干泥巴’也太贫瘠了！”李锡胤曾经对他的关门弟子宋宏说：“我们生在这个社会，就要多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能尽多少力量就尽多少力量。我们不动摇，只要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干。”
在李锡胤眼里，真心实意、平等待人永远最为重要。他坚持以“同志”称呼他人，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他总是以“老学生”自称，无论对前辈，还是后学。我国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钱冠连说：先生属于“真淡心人也”，其典型特征是看透、看开、看淡、不争，真正做到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无论是名利还是生死，李锡胤都能坦然面对。他早早地在书柜上贴上了自己的“遗嘱”：“我年将九十，此生经历抗战胜利、全国解放，至今国泰民安、不断进步。生老病死、人生常事，夫复何憾。我病危之日，拒绝治疗，不大量输血，不换内脏，于国于己庶免重负。死后不举办丧葬仪式……”他说：“我不怕死，我都九十多岁怎能怕死？我不怕活，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么好我怎能怕活？我最怕半死不活，给党和国家增添负担！”
今年9月，李锡胤静静地走了，他怀着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无限热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永远地离开了。如他所愿，不给党和国家增添负担，没给亲朋带来“麻烦”。
杨其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