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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17岁的儿子，今年45岁的王春英还有很多“孩子”。
他们有的因肢体残疾在出生不久后就被遗弃在福利院的门口，有的在3岁时被丢在医院的窗台，有的在7岁时被丢在某处宾馆，有的因意外突然失去了双亲，有的是被从外地的救助站领回……现在他们共同生活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儿童福利院，不少孩子称这处约6500平方米的地方为“家”。
王春英已为这个“家”工作11年。2011年，听说这个离家不远的儿童福利院落成，喜欢小孩、小动物的王春英应聘成为这里的一名护理员。
照顾好这个“家”里的孩子，便是王春英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对这所福利院里的所有人均是如此。也是那年开始，在那一方天地，他们为这项关于“爱”的事业努力至今，也因此，在那里发生了一个个关于爱的故事和奇迹。
“最神圣的事业”
院里来的第一个孩子是一名被遗弃的重症脑瘫患儿，被称为“大宝”。该院副院长张婷记得，那是2011年，也是自己大学毕业后来福利院的第一年，大宝在某医院的窗台上被捡了回来，医护人员通过对病重的大宝进行骨骼测定，估算他当时大约3岁。
刚看到大宝时，王春英吓了一跳，大宝的头格外大，身上长满了褥疮。她把包裹大宝的褥子和衣服拿去洗，越洗越觉得心疼，“这孩子得遭了多大的罪呀”？最后，她洗了7遍才算洗干净。眼看着孩子因为嘴疼吃不下饭，她和其他同事一起掉眼泪。
大宝没有听觉、视觉，无法控制大小便。王春英每天给大宝喂饭、清理粪便，喂饭困难就慢慢喂，有时因肠胃不好一晚上排便七八次，就不停地换洗，几乎整晚不睡。为锻炼大宝的上肢力量，王春英想了不少办法，一开始让他抓握乒乓球，后来换成了花生果，以此来刺激他的右脑神经和手掌穴位，并按时给他按摩。经过两年多训练，大宝已可以自行翻身、坐立。经常有大夫说，大宝活不过十一二岁，而他现在已经16岁。
如今提及当年的情景，王春英还是忍不住眼圈变红，“孩子太可怜了”。在福利院工作11年，有一个经常困扰她的问题：父母怎么舍得把自己的孩子丢掉？有时她越想越气，就打电话给张婷，但两人都没想明白答案。
有天深夜，值班人员看到福利院的栅栏外有一个黑影来回晃，最后从围栏下塞进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还有个秋天的夜里，有人在福利院门口丢下婴儿，敲了敲保安室的玻璃就消失在夜色里。
其中的一个婴儿就是三宝。
三宝患有严重唇腭裂和唐氏综合征，被丢到福利院时才出生4天，体重只有3斤。因唇腭裂严重，每次从喂奶到辅助孩子打嗝，整个过程需要一两个小时，晚上需要多次喂奶，护理员绍立坤就“奶凉了去热，热了接着喂”，几乎整晚不睡。
有次三宝患上了急性肺炎，在医院“打吊针”时哭闹不止，护理员杨学艳为防止跑针，把孩子一直抱在怀里，一天下来她的胳膊和腿都麻了。三宝住院期间，院里安排了3名护理员轮流陪护，但杨学艳坚持每天陪护，5个日夜后，孩子好转，她却瘦了一圈。
“这些孤残孩子已经很不幸了，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快乐地成长。”护理员夏丽静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内容：通过一次次夜间护理，了解孩子的睡眠，尤其是被遗弃的孩子经常哭醒，需要及时安抚孩子们入睡；一次次接取大小便，观察孩子排泄物的情况；一天10余次换洗被弄脏的衣物，让孩子感觉神清气爽……为了孩子，节假日上班已是家常便饭，但她觉得，护理好这些孤残孩子是自己“最神圣的事业”。
“给孩子更多底气”
用王春英的话来说，每一个来到福利院的孩子背后都有一部“辛酸史”。
来到福利院之前，15岁的小耀（化名）已经记不清自己独自在四川生活了多久，只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每天都很生气”。晚上，他有时睡在公园，更多的时候是睡在一个超市外面的沙发上，不过经常睡不着，“因为经常下雨，因为冷”。有时下雨，他就直愣愣地坐在雨中的长椅上，“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要去做什么”。他学会了抽烟，经常跟着别人去打架，他把头发染黄，又染蓝，又染绿。
2020年被接到他的户籍所在地鸡西市的儿童福利院时，他的头发已辨不清究竟是哪种颜色。现在的他早已剪掉了原来的头发，也很少去想以前的事。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感觉自己有了家，也有了“真正的朋友”。
他记得自己在这里过的第一个生日，院长姜松含和所有值班人员为他准备了蛋糕、零食，他被包围在一群朋友和很多礼物中，开心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天，他许了生日愿望，他说现在已经实现了——一直待在院里。
院里每个孩子的生日都是个“盛大的仪式”，姜松含每个月都会把当月将要过生日的孩子名字依次列在一张纸上，提前安排。姜松含自2011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福利院，在这里工作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近3年间，他几乎每天都在院里，即使晚上回家，吃完饭没事也要来看看。
作为福利院中为数不多的男性工作人员，姜松含经常被其他同事期待在孩子面前多“唱红脸”，但姜松含总是“严肃不起来”。孩子想吃什么，他总会让餐厅提前安排或出去改善伙食。疫情期间不便外出就餐，孩子们想吃烤肉，他特意从开饭店的朋友那里找来3张烤肉用的桌子，还学会了烤肉。
如今，院里的孩子不少正是上学的年纪，有上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院里会安排专车接送，午餐会送到学校，放学回到院里可以去手工室、电脑室、健身房等，疫情发生后还专门给上网课的孩子配备了手机。
“有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姜院长就会立马去学校调解，给孩子撑腰。”每天孩子们放学后，王春英发现有孩子不对劲就会去询问，若发现有孩子被同学欺负，她会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还有她自己安慰孩子的方式——比如，她会对他们说，“你就问问他们，谁家有7000平的楼房？谁家有40个保姆？”
她说：“我们就是想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更多的底气。”
一到放学时间，张婷走在院里经常会被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围住，“你一句我一句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她是也是院里的“孩子王”，经常教孩子们唱歌、跳舞，逢年过节还组织他们搞节日联欢，她觉得“这里的孩子经历特殊，比正常家庭的孩子更需要精神生活，更需要亲情和陪伴”。
“外面孩子们有的，我们也尽量让我们的孩子也有。”姜松含说，虽然不能完全弥补父母不在给孩子带来的缺憾，“我们会努力给他们更多的爱”。
今年父亲节那天，姜松含收到好几封孩子写的信，其中一封写道，“一直幻想英雄的样子，长大了才知道英雄就在身边。时光荏苒，愿您永远意气风发，做我们的超人爸爸”。
“每天都有新的希望”
来福利院11年，王春英有7个春节是在院里和孩子们一起过的。她带他们在院里放鞭炮，孩子们怕她冷会把她围在中间；她给他们包饺子、煮饺子，孩子们会悄悄用筷子戳开饺子，把包有硬币、象征着吉祥如意的那个饺子偷偷放她碗里……
“这就是个良心活儿，你对孩子们好不好，他们能很敏锐地感觉到。孩子的感情也很纯粹，你对他们好，他们就会对你更好。”王春英说，在福利院为孩子掉过不少眼泪，但幸福和温暖远比眼泪要多。
院里的孩子们也在以他们的方式回馈着这份爱。
小耀逐渐改掉了抽烟的习惯，正在努力锻炼。去年，高高壮壮的他和同在福利院生活的小浩（化名）因有体育方面的优势，被福利院推荐至市体校就读。前不久，在某省级运动会上，小浩夺得男子乙组49公斤级举重冠军。而小耀也在努力，他说自己想成为一名举重运动员，“想进国家队”，还约记者到时再对他进行采访。
来到院里9年，16岁的小丽（化名）的记忆中，那些痛苦的经历正在变淡，因车祸去世的父母的模样也逐渐变得模糊。她原来的家距离福利院并不是很远，但她后来再没回去过，她觉得福利院才是自己的家，有时假期去姑姑家反而觉得不自在。
现在的她正在读初中，喜欢画画，觉得自己画得不错，还大方地展示给记者看。她说自己最大的烦恼就是“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的她正在努力备战明年的中考，她想“考上高中，再考上好的大学，才能找个好的工作”。
福利院自成立以来已累计接收儿童72名，收养弃婴18名。他们在福利院的呵护和关照下，有的凭借美术特长如愿考入某高校中国画专业，有的已大学毕业在某部队机关就职，有的已顺利读完硕士研究生，如今在从事科研工作……提起这些，张婷就觉得“腰板儿挺得很直”。
有一天，绍立坤拉着张婷说要给她看个惊喜——那天，不会说话的三宝发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音“妈”。
“每天看着孩子的成长，看着孩子一点点地变好，感觉每天都有新的希望。”绍立坤告诉记者，自己以后想一直在这里干到退休。
关于以后，小丽11岁的亲妹妹还没怎么想过，她说，自己的愿望就是“开心，快乐”，就像现在这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