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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这是北宋王安石《题杜甫画像》中的诗句。只此一句便可让后人体会到王安石对“诗圣”杜甫有着极高的崇敬之情。究竟是杜甫怎样的人格和气质令王安石作此诗句，甚至希望“诗圣”能够起死回生，并与之同游？在第五届会稽山讲坛暨第十四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分享了他的答案。
评价历史人物时颇为苛刻而挑剔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说，历史上有五位人物可称为“五君子”，他们分别是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莫砺锋说，在这五个人中，除了杜甫之外的四个人都在政治上有所贡献，有值得后世缅怀的功绩。杜甫是例外，他基本上是个平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民间，生活在普通人中间，这也是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杜陵野客”的原因。
就是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具体贡献的人，为何朱熹会将他同其他四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相提并论，认为他也是君子呢？朱熹用八个字道出了他们人格上的共同点：光明正大、磊磊落落。“他们的人格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使他们进入了圣贤的行列。这五个人都值得我们缅怀，都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但是我想，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也许杜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杜甫用他一生的作品印证了孟子的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莫砺锋说。
儒家认为，圣人并不是罕见的另类，而是从我们普通人中诞生的，普通人只要进德修身，便可以慢慢地接近这个标准。莫砺锋认为，杜甫便是普通人跻身圣贤行列的代表。“杜甫之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达到相当的高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弘扬。就其根本的意义来看，杜甫把儒家精神用诗歌的语言进行生动而深切的表述。杜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莫砺锋看来，杜甫继承了儒家的核心精神。这种核心精神可以被概括为两句话：仁者爱人，仁政爱民。这两句话一小一大、一低一高，前一句说的是个人行为和伦理，后一句则站在国家的层面，两句看似互相分离，其实是由非常强的逻辑渠道沟通起来的，这个沟通的渠道便是孟子说的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认为，一定要把个人的仁爱之心、对自己家中的老人和儿童的关爱推广出去，延伸至全社会的老人和儿童，如此才是完整的儒家精神。“杜甫完美、准确地理解了儒家精神，并把儒家精神渗透在他的诗歌当中，渗透于他在诗歌中描写的人间百态上。他观察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形，并依据儒家精神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价值判断，于是就产生了我们读来深为感动的那些名篇。”
安史之乱后，杜甫带着家人逃难，途中经过同谷县（今甘肃南部），并写下了七首七言歌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七首中的前四首分别描写了自己穷困潦倒的境况、一同逃荒的家人的困苦以及对远方的弟弟和妹妹的思念。“而最后三首，他想到了天下苍生，写出安史之乱还未平定，战火还在继续，百姓还在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他的这种关切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体现。”而那首脍炙人口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想法，便是儒家“仁者爱人，仁政爱民”思想的充分反映，杜甫在诗中呼唤的“广厦”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安居房”概念。
莫砺锋认为，杜诗带给人们的教育是一种精神熏陶，读者通过阅读优美的诗歌文本，在受到审美感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受到其中所蕴含着的儒家精神的熏陶和教育。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描写的那场春天的夜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此外，在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杜甫还对儒家精神进行了补充。杜诗中经常表达对生命的关爱、欣赏与赞叹。他不但赞美雄鹰和骏马，还对那些弱小的生命形态表达出关爱之心。杜甫在《过津口》中写道：“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由诗人对白鱼等弱小生命的恻隐之心可看出，其仁爱之心已从人类扩展到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态，这比孔孟仅以人类为思考对象的仁爱精神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和提升，是宋儒张载“民胞物与”观念的先声。
“当我们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究竟要继承什么具体的对象？我认为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都是与时俱新、不断进步的，唯一日月常新、后人可以认真继承的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意识形态、思想结晶和价值判断。杜诗所弘扬的正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部分，他将儒家精神以美丽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传递开来，让后代读者通过读诗来领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莫砺锋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