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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什么？它可以是意识形态，是社会主流价值，是国家博物馆、街头小书店，还可以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幅画……文化的自信自强和传承，是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抹中国红，是巴黎街头蓦然流淌的古筝声，是四海同庆中国年，是孩子们朗朗诵读的唐诗，是墨笔下的一撇一捺，是木雕里的历史人物，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乡美食。文化自信无影无形又无处不在，它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字里行间，也展现在我们生活的日常，于悄然中发生改变，于无声中滋润心灵，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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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事终一生 “寂寞”里是非遗技艺的完美精湛
姚晨阳（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师）
我的专业是海派黄杨木雕。这是一门发源于上海本地的民间木雕派别。创始人徐宝庆老师小时候在上海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生活。孤儿院开办有艺术工场，由来自欧洲的教师传授西洋绘画、雕刻艺术。后来，他又融合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特点，创立了这门独特的非遗技艺。2008年，海派黄杨木雕被上海市政府列入第二批市级非遗名录，我算是这门技艺的第四代传人之一。
从诞生之日起，海派黄杨木雕就是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创作者会借鉴西方素描技法，注重人物结构比例，突出形象刻画的真实性和精确性。而在题材选择上，作品并不脱离东方人的审美。在徐宝庆的代表作品中，就包括历史人物、民间故事、上海弄堂文化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观众看过以后都会感叹：“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吗？”
让一门非遗技艺发扬光大，单靠家族传承是不够的，需要学校的系统教育。早在读高中时，我就开始了绘画基础训练，上大学时学了室内设计专业，以这些艺术功底为基础，我又参加了非遗大师带教的木雕技艺传承班，这才算慢慢入门。除了向老师学习雕刻技艺和理论知识，我还经常从传统雕像艺术中寻找灵感，比如去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地参观学习。
黄杨木雕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构思、画图、做泥稿、选料、打胚、修胚、修光精刻、磨光、修饰刻纹、打蜡上光、配座等工序。木雕与雕塑的区别在于，雕塑不仅可以做减法，还可以做加法，但木雕从一块原木到最终作品呈现只能做减法，雕坏了就没有办法再补了。想要创作出一件令人满意的黄杨木雕作品，每道工序都考验着创作者的构思、经验和耐心。
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我的作品《商途》设计灵感就来源于此。作品展现了古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场景：一队商人在戈壁的干旱、风蚀地貌的背景中，踌躇前行。创作这件作品，我不仅是为了向勇敢前行的先辈们表达敬意，也希望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力所能及地贡献力量。
完成这样的中大型创作，前后需要3-6个月时间。黄杨木属于灌木科属植物，生长速度较慢，要长大很不容易，有的木料还容易开裂。其实从选择木料开始，我的创作就开始了，要根据原有的木材形态，以及木材的裂缝、结疤等客观材料条件，进行设计构思。
做木雕也是一门体力活，年轻人要拿出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做耐得住寂寞吃得起苦的人。比如，木雕打初胚时，不仅需要很大的体力，而且要拿稳打胚刀，防止木榔头打到手上。掌握打胚工艺需要大量练习，往往需要数年，才能掌握刀和榔头之间的完美配合。
让非遗更加鲜活地传承下去，我们这个行业也要瞄准年轻人接受的市场方向。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很多传统寓意题材的作品受到欢迎。今年是虎年，去年年底时我们就做了一批虎元素的圆形木牌，这是年轻人喜欢的伴手礼。明年是兔年，我们还计划做类似尝试。
现在，作为一名木雕专业的教师，我还以教学工作促进非遗传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会到工厂从事木雕制作，有的还会参与古建修复与保护，还有学生自己开设了工作室，也有可能继承了家族事业。不管以哪种方式，只要坚持在这个行业有所作为，就能为传承这门手艺作出贡献。
作为负有非遗传承使命的手艺人，我依然处于不断学习的状态，努力用作品说话，争取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我们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并不多，大家都想着把这门技艺发扬光大。在推进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手工艺从业者不仅要掌握精湛技术，更要娴熟地运用设计语言，在创作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在创新中传承发展非遗技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钟的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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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继文
我与博物馆公共教育工作的缘分，始于2016年的夏天。从最初讲解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开始，六年来，我陆陆续续讲过了十余个展览，服务过上千听众。过去的六年里，文博领域快速发展，博物馆已然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感受文化魅力的殿堂，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支点。作为实现博物馆公共教育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展览讲解的方式和内容也在应时势而变、不断创新。
作为一名一线志愿者，我很荣幸亲身经历并融入了这一变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各大博物馆的展览讲解服务供给不足、形式刻板。记得最初在国博尝试讲解《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时，展厅内尚不如今日这般游人如织，彼时对于讲解工作而言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在确保讲解内容不走样的前提下，尽量引发兴趣捕获听众，辅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展览的理念和内容。
在多次尝试之后，我也总结出了更适合的讲解方式：一方面有选择性地保留讲解内容中的部分专业性表述，主要包括一些不影响听众整体理解的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强化讲解内容本身的深度和专业程度，充分使用当前的流行词、热点话题和热门IP进行表述，方便理解的同时也有助于引起大家的兴趣。
讲解工作者还必须要有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地满足观众不同类型的求知需要。2017年春夏之交我于国家博物馆讲解了《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在综合考虑展厅的构造和展品的布局后，我将展品逐一筛选，分“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体验他人的存在方式”“通过文物看历史”“人类与环境、技术间的关系”四个角度重新整合展品，在讲解之初将这四个角度以问题的形式抛给听众，让听众带着问题去观察、去聆听、去思考，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接受信息的灌输。
有一次，我遇到了两个独特的听众，那是一对母子，他们全程跟听到了末尾。在我准备离去时，那个母亲用很恳切的语气，小声问我能否给她儿子单独讲讲关于古埃及木乃伊制作技术相关的内容，因为她家孩子打小特别痴迷古埃及的文化。我颇为诧异，因为她的儿子看上去不到10岁，于是再三跟这位母亲强调了这些知识可能会带来某种“不适感”，在得到了家长的保证后，我跟这位小听众有了一段颇值得回味的交流。他比我想象中知道得更多，也比我想象中要勇敢得多。在他眼中，金字塔、棺椁、卡诺皮克罐和木乃伊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诅咒和晦气，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结晶。也是那一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时代真的是在进步的，一代总会强过一代。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博领域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博物馆的展览类型日趋丰富，内容越发多元，这也对讲解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记得2021年我在首都博物馆讲解了《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讲解这一展览最为困难的莫过于对展览中所涉及的技术原理的阐释：或许很多听众拥有一定的文史知识积累，但对于包括但不限于多光谱分析法、质谱法、能谱法、酶联免疫法等等的技术概念，在理解层面具备一定难度。
于是，我通过各种形式，譬如设计幻灯片，自制教具模型，充分结合展厅内的流程展板，力求保证听众对相应技术的基本理解。在讲解实践中，我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发听众对相应问题的思考，随后根据对具体展品的研究或保护需要，推导出满足需求的技术手段，并加以介绍。基于这一套讲解思路，我讲述了“如何用液相色谱-质谱-紫外光谱联用法分析故宫馆藏套染服饰的染料成分”“如何用多光谱分析法研究敦煌壁画的画面层位结构”，等等，也如我所愿收获了很多听众新奇的目光。无论是让更多人能简单接触到技术的一般原理，抑或是仅仅了解到我国考古文博工作硬核的另一面，对于我的讲解工作而言，都是一种成功。
回顾自己这六年来讲解的历程，更多是一种恰逢其时的缘分吧——我选择了正在发展的博物馆领域，而博物馆也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得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博物馆依然会大步向前，而讲解工作也必须不断前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人们的需要。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博物馆能够从当前的网红打卡场所转变成公民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句口号，才是博物馆提供文化服务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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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魂的小书店就像属于你的温暖书房
张丰
小书店一定有着某种魔力。今年夏天，《时尚先生》杂志前副主编谢丁带领他的团队来成都做一个选题，采访了几家小书店。写完这个专题，谢老师就辞职了，他到重庆开了一家自己的小书店。
在成都，我经常去的一苇书坊就是一家很有特色的小书店。疫情发生以来，周边不少店铺的经营都受到了一定影响，而这家书店不但活了下来，还“兼并”了隔壁的按摩店，扩大了营业面积。前不久，它刚刚庆祝了3周岁生日。
和很多行业一样，书店也经历了一段艰难运营的日子。2022年9月份，成都的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书店也陷入了经营困境。主理人阿俊不得不发了一篇推文，呼吁会员充值支持。很多人伸出援手，有些人卡里明明还有可观的余额，仍然充了值，几天内书店就转危为安了。
这说明，这家书店已经具备了真正深入的价值，它成为很多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过去3年，书店举办了很多活动，不少作家到这里做过分享，很多文化人到成都时，也会到书店里小坐。书店虽小，也成了文化地标，之前的“按摩一条街”，在书店的示范效应下，变成了一个文艺街区。
书店的迷人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店里的书，也不只在于饮品，而是进店的人。和殿堂级大书店方所相比，就能看出区别：走进其中，你会充满敬畏，认真对待“逛书店”这件事；而在一苇书坊，则更像是到了自己家的书房一样。
常见的场景是，人们会在这里和朋友见面。天气好的时候，大家直接从店里把椅子和小桌子搬到室外，点上一壶红茶，在那里闲聊。这期间，会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而且经常是陌生人，也会不断有人离席，去浏览一番墙上的书籍。店员没有常见的那种程式化的“服务意识”，大部分都靠客人自助。
这种氛围，让读者感到自己是书店的主人，而不是那种商业意义上的客人。这可能是会员热衷充值的真正原因：他们是在给“自己的书店”续命。在大城市里，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间理想的书房，但是你深度参与的小书店，其实就是你的书房：这是一个开放的精神空间，每一个参与者其实都是创建者。
有意思的小书店，都有这样的特质。之前，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浮于野诗歌书店，我曾经非常不看好：要知道，诗歌是多么小众的东西啊，现在有几个人会去购买诗集？但是开业不久后，它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会的地方。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即便是诗歌爱好者，终究还是有一定数量——他们正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书店呢。
无一例外，我认识的几个小书店主理人都非常有性格。他们往往会为自己选书的品位而感到自豪。店里藏书数量有限，就更需要精挑细选。他们不会一般性地去讨好读者，甚至偶尔还会控制不住自己，向一些顾客直率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要买的那种书，品位实在不敢恭维。
到了这一步，一个小书店就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在城市中，一家小书店联结的只能是同一类人。这些人白天可能在写字楼里工作，面目也是相对模糊的，到了晚上或者周末，他们来到书店做回自己，每个人都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这样的特质，决定了小书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地理和空间的局限。小书店当然要依托社区，但它不是按照地域划分的社区图书馆，而是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共同体”。小书店对周边社区的作用是引领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批判性的，它促使走进店里的人进行思考并和同伴交流，而不仅仅是单纯地提供服务。
2005年我刚到成都的时候，认识一个特别勤劳的老板。他卖报纸、杂志，去批发市场里找一些书来卖，甚至卖香烟饮料。这位老板服务的主要客群是一栋写字楼里的媒体从业者，他能够清楚记住一些客户的阅读偏好，做得也非常辛苦，但是最终生意还是难以为继。当时，我们只能称他为“老板”，而不能称他为真正的“书店老板”。他的店铺就像一个小卖部，只有商品，没有灵魂，因为他自己并不是读书人，也没有自身鲜明的主张。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店：以顾客为导向，所有顾客都一视同仁，因此也就失去了个性。
而现在，很多新型小书店的老板都喜欢将自己的店标榜为“独立书店”，称自己为“主理人”。与传统书店相比，他们更在乎的是表达。是的，一个小书店就像是一家媒体，时刻都在表达自己。这样的小书店，本身是城市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都市带来的孤独感，让年轻人渴望联结，渴望交流，也渴望那份让文化更触手可及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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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与稻香里有着故土的过去和未来
石栩凡（浙江省浦江中学高二学生）
在重视传统书画艺术的家乡，我是在墨香和稻香的环绕下长大的。我出生在浦江，一个位于浙江省中部，拥有1800多年建县史的小县。尽管家乡不大，却素有“书画之乡”“诗词之乡”的美称。几百年来，张书旂、吴茀之、张振铎、方增先、吴山明等出身于浦江的书画名家，用笔墨丹青描绘出时代画卷。他们的故事与作品，犹如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被我们这些后辈细细品读。
家乡的学校，不论规模大小，都很重视传承这份文化基因。我十岁开始学习软笔书法，第一次走进书法工作室时，立刻被大小、颜色、形状各异的毛笔深深吸引，想象它们饱蘸香墨，舒展地舞蹈，运笔行云流水，泼墨熠熠生辉。我本向往学习写飘逸潇洒的行书，但是书法老师却让我从横平竖直、规规矩矩的隶书开始。笔画练习枯燥乏味，老师很严格，甚至有些苛刻，使我一度产生了放弃学习的念头。然而，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我渐渐体会到隶书下笔饱满、结笔轻盈、严谨有加、张弛有度的魅力。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从对书法一无所知到有所感悟，其间还获得了省级奖项。
我所感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课程，也是一种社会氛围。对于国画，我的最初印象便来自家乡的吴山明美术馆。美术馆就坐落在我的小学旁边，学校常常组织学生去欣赏吴山明的国画作品。其作品尺幅之大可占整面墙，画中各色人物神态丰富，细致独特，甚至脸上的细纹都能被水墨勾勒出来。每次参观，我都震撼于国画精巧与写意的完美融合，沉浸在诗意和美感中许久。浦江这个小小的县城，每年都会举行中国书画节，名家会展、现场创作、精彩纷呈。我数次代表学校参加这项活动。书画节的样子年年都在变，又好像从来没变——变的是书法家和画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变的则是对文化初心的坚持。对我来说，墨香就在身边，文化养在心间。它教会我努力，教会我坚持，让我从中国厚重的文化传承中汲取力量，品味到沁人心脾的诗画芬芳。
如果说家乡的书画文化让人在精神上拥有美的享受，那么家乡的上山遗址，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则让我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叹于古代劳动人民的精妙智慧。我的老家就在黄宅镇上山村，和山上遗址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2006年，我出生那年，上山遗址在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讨论会上被正式命名。童年的记忆里，多少次，我和同伴们奔跑在灿烂阳光下，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穿梭在金黄稻草屋顶的两座博物馆中，定睛欣赏加炭红衣陶大口盆、双耳陶罐、平底陶盘，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迄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的稻米，心中无数遍想象我们的祖先在万年前在这里弯腰插稻、割稻的场景，尝试着体会他们为家人、族群辛劳耕作的心情，似乎看到他们抹去汗水却露出满足的笑容，闻到了收割水稻时的缕缕清香。
不论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址，还是抽象无形的文化技艺，这些与中华文化紧密相连的元素，都在成长路上滋养着我的心灵。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却有着历久弥新的力量，让今天的我更加自信、更加包容、更能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健全自己的人格。每当我骄傲轻飘，总会拿起熟悉的毛笔、用三指的力道写出一笔一划，心自然就沉了下去。每当我烦躁焦虑，我会走进上山遗址的陶罐口盆中，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长河之间，在穿越时空中感受似水平静。成长在墨香与稻香的环抱下，我的生活因此更加丰富，灵魂也得到了别样的色彩。今后，我将探寻历史之海的更深处，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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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千百年的文明就在眼前指尖
张雯（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副教授）
如今，各类观展App或小程序，仿佛是通向各地博物馆的传送门，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纵览万千文物。通过数字方式，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放眼千年，感慨历史沧桑、感叹先民智慧。
这种随时随地“云观展”的现象正日趋普遍。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数据可知，线上藏品的比例从2020年4月的18%上涨至2021年5月的32%；在线展览从2020年4月的16.4%上涨至2021年5月的22%。作为社会文化角色的博物馆，已经成为科技探索实践并普惠大众的重要阵地，大数据、云计算、5G、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出的智慧博物馆或展览，让一面墙、一块屏便可容纳海量信息，为博物馆的发展、文物的活化利用带来了新契机，大大提升了博物馆面向公众的服务能力，也将多学科、多产业、多渠道融入其中，促成了知识的新生产和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数字博物馆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能够突破场地限制，拓展博物馆展示空间。还记得在2021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第二届“文化+科技”国际论坛上说道：“文物有保护的特殊需求，不可能向所有的人开放，但是数字资源是完全可以开放的，当我们的数字资源开放以后，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爆发式的力量，让全社会真正能够了解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也能够了解世界各地的文明。”
传统的博物馆需要固定的物理空间和展示设备，以保证观众能到场参观，参观者的体验受场地等各种情况影响很大。但是，数字博物馆能够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无限拓展展示空间，拉近“展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文化资源“跨山越海”，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志趣的公众提供服务，实现传播的最大化。
其次，数字博物馆还能不断延续展期，让人随时参与精彩展览。长期以来，一些对环境敏感的文物，保存及展示条件要求较高，展出时间受到严格控制。而借助数字技术的“云上展览”，堪称“永不落幕”，可以让珍贵的文物、精彩的展览在云端“待命”，随时供人们检索、欣赏，延续展览的活力和影响力。观众们不因错过展期而遗憾，策展团队也能少一些因展厅撤展、装置拆除的叹息。
保留在虚拟空间里的展览具有持续的社交功能，观众可以分享观展心得，发表自己的收获与感悟，书写评论为展览建言献策。展览设计者可采纳意见不断改进，提升浏览体验，打造观众参与性强、乐于分享的展览精品，甚至是热点话题，让文物和历史文化在人群中保持长久而深入的影响力。比如，故宫博物院于2021年推出“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展期只有两个月，远远不能满足观众想要一睹盛况的需求。但线上展览则让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参观者可以随时登录故宫博物院数字展览平台，云游大展，分享心得。
而且，数字博物馆还有助于数字化解析文物密码。数字化技术为文物的认识与研究提供了更多手段，助推文物内涵价值的挖掘与展示，给观众提供新的知识视野和审美体验。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合作成果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架构下充分融合，能够为我们呈现出文物与古今万象之间的超时空关联。比如，上海博物馆曾推出的线上“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将500件精美文物分类重构，按照朝代与地域标识在一张数字地图上，直观地展示了春暖花开之时古人的江南足迹。观众点击地图上的标识点，即可打开一张文物高清图片，欣赏江南的自然和人文图景，领略千年以来江南春天特有的细腻与隽永。
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元宇宙”也在重塑社会大众的知识学习方式、文化消费习惯甚至认知世界的形式。本就贯通古今、面向大众的博物馆，是新技术、多学科共同传承文明、协同创新创造、共享文化馈赠的最佳场所。我也期待数字博物馆可以引领当代观众的数字文化生活，用最自然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让古老文物“活”在当下，便于年轻人感知其所承载的优秀文化与恒久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