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对的事,做小的事,做温暖的事。”24岁的余盟很喜欢这句话,把它写在B站、微博主页和朋友圈的封面。
2021年6月,余盟从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本科毕业。这年3月考研上岸后,他并没有选择按部就班地读书,而是掉转人生的航向——申请保留学籍,到西部山区支教。
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他支教的沿河完全小学位于重庆市城口县,从重庆市区开车到学校,需要5个多小时。
近几年,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和热心企业的帮扶,学校整修了操场和办公室,教室里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设备。这是一所完全小学,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学生人数加起来一共是74人,在编教师9人,支教老师两人。
去年秋季开学,两名支教老师由于条件艰苦和交通不便,申请调去了其他小学支教。来这里支教一年的是大多数,像余盟这样决定再来一年的算少数。
知识之外,多点陪伴
刚刚结束的学期,余盟带的二年级学生中,80%拿到了语文、数学和道德与法治三科全A的成绩,为全乡同年级最高。班里同学脸上的笑容多了,说话表达也自信了不少。同学们有些小心思、小秘密,也愿意悄悄告诉余盟。
他刚到学校时,情况并非如此。余盟带的班里只有10名同学,不少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这些孩子内心很敏感,但又不善于表达”。余盟想了个办法,定期发给同学们纸张,请同学们写下自己开心的事或者想实现的愿望。在纸张的传递中,余盟和同学们的关系从陌生走向熟悉。“因为比起商店里五颜六色的彩纸,孩子们真实的内心世界,才是真正的彩色”,这件事被余盟称为“彩纸计划”。
“奶奶每天回家很晚,我没有饭吃,我很饿。”这是一名同学在纸条上写的文字。老人忙于农活,常常回家很晚。看到纸条,余盟决定周末请这名同学留下来一同吃饭。“做了一碗炒饭,配了一瓶牛奶和一碗香肠。”
写纸条的女孩儿从没想过,“原来还能去老师家吃饭。”到余老师家吃饭的事情很快在班级传开,此后每周都会有两到三名同学到他家里做客。余盟说:“相比于食物的味道,对同学们更重要的是老师的陪伴。”通过“彩纸计划”收集同学们的喜好和愿望,余盟发现有的同学想吃蛋挞,就买来半成品学着制作。一来二去,餐桌上的食物也丰富起来,披萨、火锅、红烧排骨、红烧牛肉、炒米粉都会时不时出现。
支教时间越长,余盟越觉得支教不仅仅是传授知识,“也要多在课堂之外下功夫”。余盟自费买来跳绳,每天坚持和学生一起跳。起初他希望同学们增加体育锻炼,在对小事的坚持中有所收获。但真正执行后,他发现这是支教经历里“最难的一件事”。
“不少小朋友很快就能学会跳绳,但班里有一名男生始终跳不起来,就算把绳子摇到脚前,也不会跳过去。”一边是跳得欢乐的其他同学,一边是始终学不会跳绳的男生,余盟决定在不影响其他同学的前提下,耐下心来教他。紧接着,余盟带他去跑步,和他聊天,在课堂上给他额外的关注。两个月后,男生终于学会了跳绳,一下课就跑到操场上,体会“跟上大部队的快乐”。
教育是为了培养,而不是筛选。余盟用身体力行的陪伴,让孩子们找到自己喜欢擅长的东西,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学校之外,深入乡村
“考研上岸,支教一年;服务期满,再支教一年,值得吗?”
当同期考研上岸的同学们准备毕业论文、筹划找工作的时候,余盟正在重庆的乡村小学里,反复纠结着这个问题。他在社交媒体写道:“身边的家人、朋友、老师,几乎所有人都不建议我继续支教……”“学院不反对你继续支教,但年轻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得知余盟下定决心再休学1年的时候,录取学院的老师告诉余盟。
余盟坦言,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同学们每天看到他的欣喜,是知道老师要离开却互相避而不谈的默契,是看了教室照片墙后涌上心头的回忆。在这一刻,感性战胜了理性上多与少的计算。
刚到这所小学的时候,余盟在办公桌上贴了一张“天道酬勤”的字条,第二年换成了“艰苦卓绝”。除了继续担任全科教师和班主任,他决定在周末走出校园,去给村里的老年人做些实事。
在聊天和家访中,余盟发现村里很多老人直到去世都没有一张照片。“虽然智能手机拍照发展迅速,但是村里的老人很少主动拍,有的也不会操作。”利用做自媒体的收入,余盟买了台相机,给村里的老人拍照。
一台相机、四块背景板、几捧鲜花、一套西服,有时还有些零食水果,这就是余盟“支教照相馆”的全部家当。
为了获得老人的信任,余盟主动介绍自己是来小学支教的老师,一次次重申是免费拍照。“有的老人拿起鲜花在镜头前露出笑脸,有的老人让我等等,说要回家换套衣服再来拍,有的老人把手搭在了老伴的肩膀上,留下了他们幸福美好的回忆。”余盟说,“但也有老人由于忙于农活或者行动不方便,没能拍到照片。”
于是,他打算将支教照相馆开到“离老人最近的地方”,拍摄场景从纯色背景板改换成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余盟带着相机走遍支教学校附近的3个村子。
一位武汉的影视工作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余盟给农村老人拍照的事情后,主动联系他,想帮忙免费把照片打印、装裱起来,再寄回给老人们。“非常感谢这位陌生人的帮助,关注我的很多都是对教育和支教有热情的人,希望我做的小事可以将善意传递给更多人,让他们加入公益事业中来。”余盟说。
支教照相馆不仅是简单地拍拍照片,也是余盟了解当地农村生活的一种媒介。有时候到村里拍摄,他班上的同学也会来帮忙,“如果遇到有村民或者同学需要帮助,我也会帮他们一把”。
书本之外,天地广阔
近期,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其中提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任务依然繁重,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目标仍有挑战,激发乡村学校创新活力还有困难。这份报告让扎根基层支教的余盟深有同感。
两年的支教生活让余盟意识到乡村教育亟须创新,“除了自上而下的要求指导,年轻老师也是重要的力量。”余盟会定期为学生举办“知识闯关”活动,将基础的字词识记、简单的计算题、生活常识等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设置题目,在教室布置闯关赛道,完成题目即可获得小奖品。
沿河小学前副校长蒋云星说:“这个识字竞赛整得好,一次竞赛比多少苦口婆心的重复都有用,很好地激发了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们在欢快的闯关中学习,我们老教师要向你们年轻人学习。”
有人觉得考研上岸、休学支教的行为是在自我营销,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并非如此。本科期间,他担任华中科技大学“胡吉伟班”的班长(胡吉伟是华中科技大学2000级学生,在家乡为救落水儿童牺牲,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学校为传承乐于奉献、舍己救人的精神,设立“胡吉伟班”——记者注),定期组织班级同学开展各种公益活动。他利用暑假时间到江西支教,他忘不了那里的孩子们,支教结束后,孩子们经常主动找他视频聊天,分享喜悦,表达想念。对他而言,“选择支教是一件简单纯粹的事,没有这次经历,我也不会这么坚定地去支教。”
这段青春岁月里的支教经历也影响着他的择业观。余盟也会常常思考、甚至焦虑自己的未来,担心由于间隔两年影响学习的连贯性,甚至成为职业发展的劣势。“乡村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舞台,需要年轻人来参与其中,我觉得把个人的梦想融入乡村振兴之中是很值得的。”这是余盟反复思考后的答案。
两年前,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元元院士给余盟所在的学院题词:“人工智能,无限可能。”后来,余盟强烈地感受到,“比专业更无限可能的,是我们的青春”。
他并非专业的师范生,也未曾学过教育理论,但他相信“首先要成为一位陪伴、关心、关爱孩子的人,再成为一名老师。不仅关注三尺讲台,也要留心田间和乡野”。同学们一直想学魔方、想吃雪花酥,余盟的新年愿望也因此朴实无华,“希望能教会大家玩魔方,一起做雪花酥,也希望带动同学们真正热爱学习,懂得坚持,善于思考。”
余盟坚信,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并为之全力以赴,一定是幸福的。这个学期末,他在工作总结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支教两年,写在纸上,是一行轻飘飘的履历;扛在肩上,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学生多少,无论支教多久,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支教,为了谁而支教。
今年6月,支教老师余盟即将离开沿河完全小学,去完成他的硕士研究生学业。班上的同学们都希望拥有一张余老师的照片,再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军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