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兔年春节,我们那里非常安静。
临近年根,父亲听说烟花爆竹禁放令有些松动,骑车在街上绕了整个下午,没找到卖家。后街跑长途车的小伙儿,从外省买来“加特林”网红烟花,一直观望到过了初五也未敢燃放。
这令我为灶君爷感到担忧。烟花爆竹不禁放的年月,每到腊月二十三,第一碗饺子供在灶台上的时候,就要“送灶王爷上天”。父亲总会在酸枣树下点燃一挂鞭炮。后来,长高的大哥接过这个任务,再后来轮到我。我拿着父亲没抽完的烟头或母亲在香炉里刚点上的香,在火头接触到炮捻那一刻飞身逃离,身后噼啪炸响。我常常捂着耳朵想:灶王爷是踏着一挂一挂的鞭炮,脚下火花带闪电似地升天。
记忆里最热闹的节日渐渐失去一个又一个标志物。童年时的花灯、夜市、庙会……似乎也永远留在了童年。如今,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五,我连一根小朋友玩的仙女棒都没看到。
人们感慨缺少“年味儿”,聚在一起多是谈论不着边际的话题。除了春晚、刷手机和饮酒侃大山,小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亟待满足。网络上为《流浪地球2》《满江红》叫好或争吵时,我开了1个小时的车载着老父亲到临县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临县的常住人口大约是周边3个小县的总和。巧合的是,3个小县的电影院春节长假均未营业。
家里也是安静的。孩子们的春节与平日并无二致,低着头在手机游戏中厮杀,或是陷在背景音乐重复到洗脑的短视频里,直到家长们歇斯底里地抢过手机。
上幼儿园的小侄子,没学拼音,就可以独自在手机上搜索出“迷你世界”游戏,比他的爷爷奶奶更熟练地在智能电视中找到游戏解说的短视频。他家族里的小哥哥小姐姐们,都戴上了近视眼镜。
附近的一座小镇,两个小孩出现语言障碍。其中一家的家长控诉“手机害了孩子”。孩子尚未学会说话时,家长就扔给他一个手机——因为智能手机是可以哄孩子保持安静的保姆,最终孩子不再开口说话。他们花费巨资把孩子送到特殊学校治疗。好消息在新年前传来,一个5岁的小男孩终于学会叫妈妈。
年轻的家长们在焦虑,对孩子的约束往往底气不足,因为更多时候,他们也是沉迷智能手机的那群人。
我60多岁的母亲选择继续看她那台老电视机,遥控按键坏了要用针捅才能关机,因为再难配到合适的遥控器。移动互联网统治日常生活的时代,为大部分人直接传递资讯的电视新闻失去阵地,县级电视台又难以插进智能电视的超薄屏幕。乡村大喇叭一度被重新启用。
教育是令小县人更焦虑的事。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县,县城不仅是本县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教育中心,集聚着全县最好的学校和教师。去年,原本可以相对自主就读的民办小学也纳入学区、就近招生。
小县城的学区房应运而生。几所本县名校附近的新楼盘拔地而起。当房地产在大城市苦苦煎熬时,小县城的本地开发商这几年却是另一番光景。
“县城学区买套房,轻松搞定丈母娘”,墙体广告赤裸而现实。一位偏远乡镇小学的老校长慨叹学生的流失,“县城今天建一个学校、明天建一个学校,学生们走得拦不住”。
不走又能如何呢?孩子的父母,也同样在向外走。这个小县像许多环京地带那样,户籍人口中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外打工、求学。这里缺少产业、缺少成规模的大企业。小时候,我的同学来自药厂、纸厂、棉纺厂等小厂子的家属院……后来,因为环境污染、不能与时俱进,那些小厂子只剩下一个地名。又因为底子薄、基础差,这里招商和承接的外来产业极少。
在熟悉的村镇,几乎每家的门前或院子里都停着小汽车。小汽车适合送孩子到县城上学,或远行到大城市工作,但不适合耕作。农耕机械已十分少见。我的90后同年龄段的朋友,多数不会种地,土地在层层流转,老人们不用种地,中年人种地的回报与付出不匹配,不愿意种地。剩余的劳动力优先流向最近的大城市,毕竟只需要百公里的路程,即使在那里当外卖员,月收入也可以翻几番。
每提到“无人种地”和土地集中,经历过饥荒年代的老人就显现出捉摸不定的慌乱和惶惑。在他们的观念中,“粮食买着吃”那是城里人的事。
后疫情时代,老人们对国家充满赞誉和敬佩——病毒席卷而来,他们还健康地活着。我的父亲不知何时已完全戒烟戒酒,自学太极拳。老人们聚在一起,会谈到这条街上曾经谁活得最长、谁没病没灾。
一些老人已踏上远行的路。比如我的一个快60岁的叔叔,年前到华北平原上的一座大城市当保安,这个春节也没回家。在“什么活都不招聘”的60岁到来之前,他要为他的儿子、孙子再攒些钱。
在这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小县,身边很多亲戚没有回来过年。大城市里热火朝天的商超、饭店需要他们支撑。一个堂姐年前告诉我,她过年回不去了,孩子让姐夫照顾。
专家预测的疫情感染“返乡高峰”“春节高峰”并未出现。这是2020年以来我度过的第一个正常的春节,就像看到一个阔别的老友,从相貌、言谈中打量着家乡的变化。家乡和家乡的人,改变的多,没变的少。
大年初五,以往宣告开工的“破五炮”依旧没有听到,停在路边的小汽车很快不见了。许多邻居、乡亲,正在或将要前往大城市,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夜幕覆盖华北平原时,小县又归于平静。
卜郅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