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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的李闯戴着破洞草帽，穿着松松垮垮的旧裤子走进高考考场时，差点被警察拦在门外。他尴尬地解释，“我不是家长，我是考生”。
他是人类学硕士，重新参加高考是想学医。这件事传到李闯老同学的耳中，大家反应不大，有人说，“这么多年了，他还在折腾呢？”
李闯1.9米的大个儿，辞职后留起了胡子和头发，胡子最长时长到胸口，头发在脑后挽起。他常穿着一件“半永久”毛衣，在直播里讲《聊斋志异》《红楼梦》，或者带着大家打八段锦。一位关注他很久的粉丝评价，“看起来他的人生没有主线，但每条支线都足够精彩。”
在大学时他曾自己办刊物，大四休学跑去当了两年兵。硕士毕业后他在出版社做了5年编辑，又“裸辞”回胡同里开小卖部，中间还上武当山的道观当了半年义工，至今没房、没车、未婚。
李闯将自己的经历写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夸他是“逆社会时钟”，也有人讽刺他是“北京爷们儿不差钱”。很多人把他当成“导师”和“树洞”。有的向他哭诉自己的猫得了重病，也有50多岁的阿姨专门下载微博跟他畅聊人生。还有人来小卖部找他表白，把李闯吓得不轻。
26岁的林海在豆瓣上关注李闯，是看到了他发的一张照片：“烟酒饮料”的牌子旁竖着古琴。李闯配文，“良辰美景，抱着琴坐门口弹了一会儿。路过一对中年夫妇，女的说，‘嚯，这个可太雅了！’”
她和李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冷门专业、喜爱历史和阅读、容易焦虑。但林海崇尚效率，在生活中习惯做“多手准备”。今年她刚从香港读研回来，要同时准备省考、国考和雅思考试，简历一份接一份投向快消外企、出版社、报社等单位。
她一路关注着李闯的昵称从出版社的“李小编”，改为开小卖部的“李小贩”，直到他重新高考。有天李闯发帖咨询一道高中考题，林海从大学就兼职给高中生补习，提出帮他补习历史，两人遂成为“网友”。
林海第一次来小卖部找李闯，电动车一下子骑过了，拐回头才看到那个藏在灰墙中的小门脸。那天他们聊了6个小时，她回忆起来大多是琐事，比如去哪儿游泳、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治、如何练五禽戏。
她在李闯身上看到，“原来鸡蛋还可以放在一个篮子里”。焦虑时，她喜欢听李闯在播客里讲故事，“就像跟朋友打电话”。听着李闯的经历，她第一次觉得，“好像退一步也没关系”。
只有李闯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并不“逍遥”。他的“折腾”，是为了摆脱家庭和工作带来的焦虑。他对抗焦虑症已经快10年了。第一次爆发，是在出版社工作时。
由于责任感强，加上自己本来就喜欢看书、听讲座、参加展览，工作慢慢成为李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时他经常一天就睡4个小时，持续一个月。有时他的月工作量，抵得上合同里规定的全年工作计划。由于营销活动多、出差过于频繁，他甚至会在酒店忘记自己身处哪个城市。
同事对李闯的评价是“挺爱琢磨”“较真儿”。他会把自己负责品牌系列的所有书，一本不落摆在工位上，也会为自己设计的文创香囊，去药店配方。
他刚进出版社，给自己的定位是，“帮助好的创作者，把他们的作品出版，然后交给读者”。有一次，他帮一位“被低估”的英国学者办签售会，结束后，老爷子开心地捂着脸笑，“我长这么大都没写过这么多遍自己的名字。”
渐渐地，他发现大部分工作任务是“快消品制造”。一些他“看过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但具备畅销书气质的书，需要硬着头皮营销。而一些他真正觉得有价值、想出版的书，却出于各种原因，迟迟难以面世。
工作第三年，他开始心慌、失眠，常常刚入睡就哆嗦着惊醒。他尝试过针灸、心理咨询、下班走两万步，但仍睡不好。到第五年，李闯算了算，除去房租和看病，自己基本在“赔钱上班”。再加上母亲当时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他最终决定辞职。
恰逢亲戚在胡同里有一间闲置的公租房，他以帮亲戚看房为由，住进了胡同，和上一任租户一样，开起了小卖部。
父母一开始很反对李闯回到胡同。李闯出生在胡同，母亲是幼儿园教师，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大兴。父亲换了很多工作，在工厂、酒店、公园干过，还当过协警。“我们属于闯不出去那种人，希望他能闯出去。”母亲解释儿子名字“闯”的由来。
他们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没有空调、洗澡要上公共澡堂。直到18岁离开家，李闯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桌子和柜子，只有一张床。
小时候，母亲对李闯要求很严，看重他的成绩，教训他的工具包括棍子、扫把、苍蝇拍、女士风衣的腰带。五年级时他有次数学考了87分，回家后作业本就被母亲撕了。长大后，当他想考博，母亲动员了一大帮亲戚来反对，“不能读书太多，读书都快读傻了，该找工作过日子了。”
在父母眼中，最好的出路是国企和公务员。“我父母受传统思想影响，认为没有必要挑战新东西，要和大家保持一致”。家里很多表兄弟是国企员工，李闯想从出版社辞职时，父母叫来不少亲戚劝他，“忍一忍就过去了，又不会开除你。”
母亲常评价李闯“太清高”，曾建议他逢年过节给领导发祝福短信，李闯说，“多虚伪啊”。现在重回大学，李闯想申请英语免修，母亲让他送领导一些小礼物，理由是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如此办事。
关于“读书是不是为了赚钱”，他们也有很大分歧。母亲坚信，儿子是“大器晚成”，“我们这是迟开的花朵”。“他读了那么多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他还是没有压力，等他找了对象结了婚，需要了，他不会把这些知识变成钱吗？他就是不想赚。”
李闯不同意母亲的看法。他认为读书是为了“让自己更智慧”，“读得越多，你会发现赚钱这件事儿本身只是一个选择，你值得做的事非常多。她这么说当然也是给我台阶下，其实我无论是对挣钱的渴望、挣钱的能力、知识储备，都不太行。我穷得很有理由。”
李闯的屋里有满满两墙书，约2000本。他一直没什么物质欲望，用的电脑屏幕碎了两次，写文章时，经常要用鼠标把窗口往右边拉一拉，才能看清自己写的是什么。上一个手机用到屏幕露出电路板，最终“卒”于泡脚盆。
到出版社工作后，他租住在胡同里的平房，没法做饭，用的是公共厕所。10多平方米的家里，7个书架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进门都要侧着身走。冬天他舍不得开暖气，睡觉之前在屋里压腿，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身上暖和了再睡。
高中宿舍5个人，当年只有李闯考上了重点本科，而现在其他人都在银行、国企有着收入不错的工作，“家庭和睦”。李闯小卖部的收入只有一两千元。
他有时想，自己活得好像一直“很窝心”，“觉得自己好像不懒，也挺努力的，但是不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当初他退伍后考研本校，结果因为差一分被调剂去外省。毕业后想考博，家人反对。找到工作，结果工作量越来越大，工资也只有五六千元。看着读书不如自己多的人却比自己有钱，他心里也会“酸”，“如果我的成绩和我的社会地位能够配得上我的努力，我心里应该会更踏实。”
辞职后，李闯的生活变得缓慢而规律。在小卖部，早上五六点，他被扫街大叔的簸箕拖在地上的咣当声、街坊的聊天声吵醒。八点半，下夜班的保安会来买水和吃的。上午常会有来买啤酒的大爷，中午人也不少，李闯一边做午饭，一边扭头往外看，人来了就关火往外跑，有时候饭是捂熟的。
下午3点，学生放学，叽叽喳喳来买冰镇饮料和口香糖。到了晚上，老头老太太出来开座谈会，推着轮椅、拿着小凳子、摇着大蒲扇，以小卖部为圆心，左边坐一波，右边坐一波。李闯就在屋子里弹古琴或者吉他，“有种在胡同开演唱会的感觉”。
李闯觉得左邻右舍的“幸福感”并不来自收入、房产和社会地位，而缘于心态。“对于其他街坊们来说，吃晚饭的时候有二两白酒配炸酱面，今天的日子就不赖。如果谁偶尔去某家小店吃了一碗咸淡合口的豆腐脑，里面的肉末都值得和其他街坊炫耀一下。”李闯在日记里写道。
焦虑得到缓解，但并未消失。他不停地收拾柜台，把冰箱里的冰棍都朝同一个方向放整齐。他每天必须看书，写文章和专栏，告诫自己不能停止知识积累。
有段时间，他吃东西总呛到气管，担心是中风或者癫痫的前兆，查了喉镜、鼻镜、脑部核磁。最后才发现是因为经常紧张，导致食管反流，胃酸腐蚀让咽喉处控制吞咽的部分变得迟钝。
对工作的焦虑变成了对身体的过分关注。现在，李闯每天要照镜子检查面部和舌头，鼻子上长了一个痘，他会想是哪个对应的脏腑出了问题。不敢刮胡子的一个原因，是担心把自己刮伤。
这也是他想转行学医的重要原因。他想通过学医治好自己“过分理论化的毛病”，也希望学会一些医学手段，缓解焦虑带来的躯体症状。
不过，这个给自己治病的过程注定缓慢。36岁的大一新生李闯，此前一直在家上网课，未与师生谋面。一次班会，老师提问李闯一个时政热点，想借此引入主题。李闯老老实实打字回答“不知道”。老师很生气，“不知道你不会查一下吗？”大家私下都以为这是个年龄小、有点愣的“萌妹”。
老师下课前问谁还有问题，经常只有他举手，害得大家拖堂，“感觉老师有点烦我”。后来同学们告诉他，老师这么问只是客套一下。
有其他想转行的网友来咨询重新高考的他，但付诸行动的终究是少数。有次一个网友问了几句，就说，“算了，我爸妈让我赶紧结婚生孩子。”很多人想重新学医，是觉得当医生工资高，问他“学哪一科出来好找工作”“怎么样能尽快毕业”。
李闯再次毕业时，年龄将超过40岁。他没什么长远规划。“对于缓解焦虑，可能我一直在瞎折腾，甚至（焦虑）还加重了，看起来挺可笑的。但我没有躺平，我还在探索一种出路。”一想到未来自己就能看懂药方、给自己开药，李闯就很知足了。
他探索出了一些日常策略对抗焦虑。状态好的时候，他会多阅读，“看到历史上倒霉的人多了去了，会感觉很多人跟自己在一起。”在感染新冠后的焦虑日子里，他读《鼠疫》《昨日的世界》，看不同时空下的人类，如何经历相似的挣扎。
“看这些能给我很多鼓励和希望，你再坚持一下，今天就是痛苦的最后一天。如果今天不是，明天不是，那没准儿后天就是了。”
每次录播客和或者拍视频，结尾李闯会把有点“丧”的声线上扬，祝大家“生活愉快，逍遥自在”。这也是他的愿望，“有人说我总在‘更换赛道’，但我更愿意把人生比成广场。我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关键是这个方向的选择权是不是在自己手中。”
（文中林海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