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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硬科幻作品会给青少年带来什么？
截至2月9日0点，《流浪地球2》这部国产科幻片上映19天后，国内累计票房34.71亿元。
四川高中生张佳怡从电影院出来，觉得这部片子最吸引她的是震撼的视听体验，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构想，“好像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未来”。
用这部科幻电影世界观执笔、科学制片骆翼云的话说，团队创造了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近未来编年史”，以原著小说和《流浪地球》第一部电影的世界观为“终点”。沿着电影铺设的科幻路线仔细游览，一个科技进展和想象力相互攀缘着向上生长的思维样本，缓缓展现在人们眼前。
把孩子引到“科学大厦”的门口
最近，该影片制片人、编剧龚格尔随同主创团队在全国各地路演，穿着印有“流浪地球”字样的衣服每天穿梭于不同的城市。从广州到西安的飞机上，龚格尔身边坐着一个13岁的少年，礼貌地询问龚格尔的工种后，男孩就影片中的科学设定向他提出两个不同意见。
“我听到之后心中充满惶恐和感动。” 龚格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青少年是该片重要的目标受众，影片信息密度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是“两倍速看视频同时还能发弹幕”的一代人，不过青少年所表现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让主创们感到“瞠目结舌”。
骆翼云在一次点映场看电影时，旁边坐着一个看上去二年级左右的小学生，“全程炯炯有神地盯着屏幕”。
看到一处炸月球倒计时的相关情节时，小男孩的妈妈低声向问孩子：“为什么200多个小时是4天？”男孩淡定回答：他们改了设定，地球停转之后一天有60个小时。
按照想象的架构，昼夜节律变化是地球停转的重要结果之一，同时也意味着与时间计算相关的几乎所有科学设定都需要进行重新推演。这个过程复杂到让骆翼云一度想打退堂鼓，她没想到，经过科学顾问大量计算得出的琐碎细节，一名小学生竟然能够精准捕捉到其中的关窍。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韩桂来是影片的科学顾问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北京三年级小学生的爸爸，他和孩子一起看完电影后，惊讶地发现影片里提到的太空电梯、火箭、发动机、机器人、核聚变、量子计算机等概念孩子都能理解。
谈到当下青少年的科学素养，骆翼云感叹，90后的自己上初中时，熟悉的物理实验还是重力加速度打孔计时器，而现在，量子力学领域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已经走进了中学实验室。她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调侃，但是对于下一代的孩子来说，他们真的能理解这个东西。”
面对这样一群孩子，龚格尔认为，好的科幻作品，应该要把他们招揽到科学这座“摩天大厦”的“门口”。
想象力的挖掘又“爽”又“绝望”
这部硬科幻电影有一个科学顾问团队，由来自物理、天文、人工智能、地球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负责保障科幻电影的艺术性不过分脱离现实基础。
许多人试图用科幻进行科普，热衷分析其中的科学设定是否能实现。《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牵头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红祥鼓励多元化的思考，但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他深知科幻的“幻”字就是“不合理”的代名词。因此，他认为激发想象力，或许更应该成为科幻的追求。
作为一名90后，中国计算机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助理崔原豪是本片的科学顾问之一。推演“数字生命”条线的进展，让他感觉很“爽”。
“科研迈一小步，科幻迈一大步。”崔原豪说，在现实世界里，科学家需要谨小慎微地遵循“提问-假设-实验-验证-论文”等一系列步骤，才可能取得一点点进展，而做科幻推演，他可以任由想象力一往无前。如果说科研是“创造知识”，科幻更接近于“造梦”。
影片预告片中出现的印地语“数字生命研究所”字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地语专业大四学生李晨曦翻译而来。她相信未来这种技术路线很有可能会颠覆人类的生存方式。
事实上，电影的“近未来”时间设定主要是出于剧情的需要，但推演出“数字永生”的结局，却是基于现有科学基础。
骆翼云说，人工智能条线的世界观设计始于1950年图灵第一次发表关于图灵测试的论文，到近年来元宇宙概念的走红，再结合21世纪脑机接口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大脑扫描的可能，推演出未来可以通过脑机接口将大脑扫描的数据转移到“数字空间”里，最后生成影片中“数字生命”的形态。
“数字生命”这条生存出路，只是该片超十万字世界观推演的冰山一角。面对“氦闪”这个灾难设定，整个推演过程对世界观团队来说是“绝望”的——宇宙大尺度的变化对于个体产生影响，人类真的可以应对吗？
回到现实，崔原豪坦言，当下对于数字生命研究的科技水平，和数字永生的距离，大致相当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现代社会的距离。
当下科学界对于数字生命的研究仅限于诸如遗传、变异等极其基础的“行为”，人类尚不清楚意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更遑论意识上传，但从小爱看科幻的崔原豪依旧相信，想象力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根基之一。
魏红祥认为，科幻的魅力并不在于是否一定能实现，而在于：给你展现一个比你所能想到的还宏大的东西，激励你拿起接力棒往前走。
科幻和青少年教育不谋而合
完成科学制片的工作后，骆翼云深深感觉到，团队与科学顾问们搭建科幻世界观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深刻挖掘自身想象力、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
而这个思维过程，和“科幻教育”的内涵不谋而合。
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兼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是科幻教育领域的探索者之一，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最近10年，科幻教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话题，出现在少数教育工作者的话语之中。
在吴岩看来，中国当下已经迈入“想象力教育”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在不少方面走在前列了，前面没有路了，怎么办？要靠想象力”。科幻教育是通过对科幻涉及的想象力、虚构等内容进行提取并进行教学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他认为，科幻教学本质上是未来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是期望将固有的知识从学科封闭中释放出来，对学科进行广义融合，将单方向的传授转向双向震荡拓展，将过去教师不太关心、不想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想象力、直觉、美感等内容置于合理的地位，而这些是更好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必不可少的部分。
吴岩的学生陈发祥博士，分享了一个在广东省广州市第五中学开展的科幻教学的场景：学者和跟学生讨论《三体》，学生很快围绕“黑暗森林”假说和众多小说中的问题踊跃发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跟同伴争论，争论很快超越小说，进入到生物伦理、物种伦理等方面。
这个思辨的过程，其实和骆翼云搭建科幻电影世界观的过程异曲同工。陈发祥认为，诸如此类的思维过程，对提升想象力有帮助。
北京市三十五中科技老师杜春燕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到，科幻教育在引起同学们对前沿科技关注的同时，还有很强的人文价值，能够激发孩子对科技、生存、情感等问题的思考，培养思辨思维，也能帮学生树立解决现实问题、创造美好生活的责任感。她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学校给同学们留的一项寒假作业就是科幻写作。
如果让孩子们续写《流浪地球3》，会得到怎样的答案？
杜春燕的学生孙厚泽希望，影片中能出现直接布在视网膜上的脑机接口，这时可以把人脑看成一个计算机，可以直接保存、读取脑内信息，直接与计算机进行数据交换，同时可以通过意念控制外骨骼、无人机等设备的操作。
高中生张佳怡说，Moss代表了高度智能，如果它在下一部科幻电影中尽一切力量去毁灭人类，利用人类对科技的高度依赖作为它最有利的武器，来抨击“有人类的人类文明”。那么此时人类在努力反击的同时，也能深刻意识到人类最终不能高度依赖科技，应适当开发科技。
大学生李晨曦则提出，想让地球在“流浪”的路上，碰到正在赶往地球的三体人，然后出现一些关于两个不同文明的碰撞。
《流浪地球2》的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对于青少年的想象力并不感到意外。他从该系列电影的第一部起就一直坚持手绘科普，在不断和小朋友的互动中，得出了由科幻到教育的“四步走”理论：
首先，科幻让科学被更多人看见；之后，对于科幻的讨论激发更多人进行思考和想象；然后，抓住被激起的科学兴趣火花，迅速开展初步科学普及；最后，引导青少年进行成体系的、正确的科学探索。
这部电影的另一位科学顾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记得，电影《星际迷航》里的角色在太空穿梭时没戴氧气罩，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启迪一代人想象力、甚至投身科学的经典科幻作品。
他认为，从科幻到教育，再到科技创新的过程，应该像从种下一粒“种子”到“开花”“结果”的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