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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从“土记者”到海归，从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年65岁的邓子新感慨：“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改变命运的博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邓子新成长轨迹中的每一步，都可以称得上是“功不唐捐”——中小学时，山高路远，他利用赶路的时间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文革”时期，他因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百般刁难，却从文风百变的大字报中习得写作的本领；初入大学时，他因英文比同学相差一大截而奋发图强，完成从倒数到前三的蜕变，抓住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那段似乎“一切理想都没有机会实现”的青春岁月，让他养成了坚韧自强的品质，磨砺出笑对逆境的勇气。
课文都是在上学路上背完的
1957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省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邓子新是老幺。他的父母都是农民，虽然识字不多，但对读书人始终有一分敬畏，千方百计供孩子们上学。
当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精打细算的母亲常常用半斤谷子换来5斤红薯给孩子们煮粥喝。即便如此，家里还是常常半个月就吃完了一个月的口粮。小时候，邓子新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要饿着肚子去学校”。
小学5年，邓子新用过的练习本全是用别人剩下的残本旧纸装订而成，而且页页都是顶格写，常常连上下左右那点缝隙都舍不得浪费。“每学期的两块钱学费，迟迟无法交上”。
邓子新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开始，所有的学生都被迫留级，他换过两次小学，也读了两次三年级，初中都是在小学附设的初中班里读完的。邓子新对仅有的几本教材倍加珍视，常常是课本刚发下来没多久，他就已经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
初中毕业时，邓子新考入了县一中。邓家住县西头，学校却在县东头，有五六里地的路程。家里没有钟表，母亲靠着天时和鸡鸣掌握起床时间，邓子新天不亮就得出发，上完晨读课跑回家喝一碗稀饭又走，每天“一路小跑”往返3个来回，有时干脆饿着肚子上课。
每天3个多小时的步行上学时间，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难以想象。但对邓子新来说，这也造就了他一副“铁脚板”。如今他年过花甲，走起路来“年轻人都很难赶得上”。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贴上对联，邓子新视若珍宝。上学路上，他每经过一户都要跑到人家门口细细品鉴，同时还用手在空中比画，模仿运笔。一条街走下来，家家户户的对联内容、字体他都已了然于胸，至今回想，仍觉得“十分过瘾”。
良好的学习习惯似乎很早就已养成。课间休息，别的同学都在闲聊、打闹，邓子新会迅速做完作业，提前预习下节课内容。
有一次上化学课时，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化学方程式，全班鸦雀无声，邓子新突然站起来：“老师，你这个方程式写错了，化学反应不能发生！”同学们都愣住了，齐刷刷看向他。邓子新镇定自若地解释：“按照化学反应金属的活跃程度，惰性分子不能够置换活跃分子，反应是不能发生的。”
“课都还没上，你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化学老师惊叹不已。这也让邓子新备受鼓舞，对化学的兴趣大增，化学逐渐成为他在理科中最拿手的学科，为他多年之后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就埋下了“草蛇灰线”。
爱好写作帮了大忙
十几岁起，邓子新已开始为父母持家分忧了。
哥哥姐姐出去劳动挣工分，邓子新就负责砍柴烧火。家附近的柴火都被人拾得差不多了，适合生火的需要到更远的地方找。这个农家少年一放学就跑到河里去砸石子，卖给铺公路的工程队换钱。但经常一砸十天半月，快堆成一座小山了，被民工指挥部发现，借“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名就一次性没收了，让人伤心欲绝。
生活艰苦，在邓子新心底，“一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一直有种改变命运的渴望”。
从小熟背课文，邓子新的语文功底一直不错。高中时，他师从后来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的语文教师党国定，党老师上课出口成章，写得一手好板书，深受同学们喜爱。
那个时代还没有追星一说，小县城里，花季少年最大的偶像就是老师。党老师也喜欢聪慧好学的邓子新，经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念，这让邓子新很受鼓舞，对文学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1975年，邓子新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因为写作的兴趣，邓子新一边干农活，一边做起了“土记者”。他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生产队的新人新事，农村的精神面貌，都是他的素材。没有课外书籍，过期报纸杂志、墙上的大字报就是他的教材。
渐渐地，邓子新“写出了一点名气”。县里、镇上有什么干部会议、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型，都来找他写报道。
那时候“土记者”投稿不用贴邮票，邓子新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八层复写纸，手腕上攒着劲儿写字，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天南海北地到处邮寄。
从《郧阳报》《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投了数百篇稿件都是石沉大海。即便如此，邓子新仍不知疲倦地“铆着劲写”。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
如今回想起来，邓子新觉得当时的自己有些“天真好笑”。“但当时的我，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希望能被伯乐发现，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终于，《郧阳报》采用了邓子新一篇关于应征入伍士兵家属自强不息的通讯报道，年底还被评选为“模范通讯员”。“我自豪得不得了，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也能写出洋洋几千字。”
高考头一天，邓子新还在山上打眼放炮。考试当天早上，妈妈给他炒了一碗饭，算是无声的鼓励。家里没有钟表，邓子新看着天要亮了，就动身出发，带着开山放炮的一身泥土，走进破旧不堪的县一中考场。
没有多少时间复习，但好在长期的新闻写作锻炼，让邓子新在文笔和政治嗅觉上占了优势。高考成绩出来，邓子新凭着语文、政治比别人高几分的优势，达到了湖北考生参加初选的标准，成为所在公社6个农业大队唯一首批初选的考生，被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录取。
邓子新感慨，倘若没有当初的“土记者”，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邓院士”了。“现在想想，我为改变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大多付诸东流。但长远来看，正是这些‘胆大包天’的行为，让我受益匪浅。所谓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逆境中自强，顺境中自律
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子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而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邓子新深谙逆境对人格塑造的深远意义。在实验室里，他常鼓励学生：“不要害怕失败，失败有时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变成财富，要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
1984年，邓子新在做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有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另一些则没有。这在微生物领域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很多文献对此都有同样的解释，即认为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污染了核酸酶造成的。但邓子新却想“刨根问底”。
在他看来，整个DNA的提取、电泳等过程中都是同一个人操作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操作方法和实验条件下，不同生物来源的DNA会出现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情况？这不应该是DNA提取过程中人工操作的问题，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遗传特性决定的。
带着这个疑惑，邓子新回到了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回到了母校的狮子山上，希望在这里证实自己的猜想，为祖国作出贡献。
刚回国时，国家给留学人员免税指标买回的“稀罕物”——冰箱、微波炉没有被邓子新搬回家，而是放进了实验室里存试剂和融化试剂。
当时在武汉很多试剂买不到，他就自己坐20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上海购买。试剂怕高温，邓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车长商量，把试剂放到餐车的冰箱里保存，即便如此，试剂还是经常因温度不合适而损坏，“当时做事是真难啊！”
更困难的是新颖的想法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或支持。
20世纪90年代中期，邓子新实验得到初步数据，分析这种现象可能与硫有关，但因为想法太新，国际国内都不认可，曾经广受关注的学术新秀在这个项目上数次申请都“名落孙山”，论文没处方发，也得不到像样的资助。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邓子新试图在各大国际会议上通过回应专家的质疑获取支持。每面对一个提出的质疑，邓子新和他的团队都要经历一两年的实验过程才能解答。
就是这样一个“非共识项目”，被邓子新在痛苦与执着中“放下又捡起来，反反复复无数次”。
没有经费，他从别的项目里挤出经费来。最困难时候，甚至实验室里的学生都在悄悄告诫新进师门的学妹，“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天坑”。
终于，经过近20年在黑暗中的摸索，2004年，邓子新的团队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第六种元素——硫元素的存在，改变了全世界对DNA的认知。
次年，邓子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年，他才48岁。2007年，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得以阐明，这一发现被评为“全球十大科学新闻”。
一个石沉大海的谜被解开了，邓子新将冷板凳坐热，在国际上开创了表观遗传学一个崭新的分支领域。“就像站在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上一样，一切都那么开阔，可以看得那么远”。
“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作为。”邓子新寄语青年一代，每个人的一生其实大多都是在逆境中度过，顺境的时候比较少，“要记住一点，逆境中自强，顺境中自律，有敢于把冷门焐热的勇气、执着和毅力。”
朱可芯 徐周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