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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江起源于高山之间，往东南方向穿过四川眉山洪雅县，最终汇入大渡河。江雅雨记得，每年寒暑假，她回老家洪雅县，在江边捉螃蟹、抓小鱼，捡砖块和小石头砌成灶台烤红薯和土豆，岸上的绿地缀着小黄花和番茄果子。
江雅雨初二就去美国读书，在许多个深夜，她独自啃着汉堡包看中国的美食纪录片，想念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青衣江。
这可以部分解释这个1996年出生的女性如今的选择：毕业回国后，她短暂做过跨境旅游的工作，最终回到农村，拍摄农民的故事。
“他们（农民）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被更多人看见。”江雅雨说。
这个想法最早是2019年冒出来的。当时，一位朋友想寻找瓦屋山上生长的冷笋，而瓦屋山就在洪雅县境内，江雅雨于是帮着找笋。
江雅雨跟着笋农上山，带着童年的美好记忆。一位笋农说，他们在山腰建了一间小屋，夜晚住那里，方便采冷笋。江雅雨预计那会是一个浪漫的山间夜晚，类似于吕洞宾的一句诗，“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但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这间塑料棚，连称得上“小屋”都很勉强：要住一两个人的空间只有两平方米，几条木头拼在一起，铺块布就是床，床旁边是简易的灶，用来生火取暖、烹饪。
“你确定今晚要跟着我们住在这里？”一位笋农主动问她。
江雅雨没有住下，但在回程途中，一些新的想法在她心中酝酿。
那会儿，她在频繁的加班中厌倦了城市的生活：为了冲跨境旅游的业绩，她经常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吃外卖填饱肚子，在公司打地铺睡觉，有时忙得心脏不舒服。
父亲总是劝她，要不考体制内的工作，要不跟着父亲做生意。但她很早就发现自己与人交际有困难：她在美国留学时不爱参加派对，宁愿独自啃着汉堡包看中国的美食纪录片；回国工作后，她也不喜欢假装开朗地融入同事圈子。
和她一起搭档做旅游生意的吴凯回忆，当时，他们合作做跨境旅游赚了点钱，但疫情暴发后，旅游生意陷入困境，于是他们决定改行去农村拍摄短视频，先试一年。
抵达云南悟母村时，江雅雨的第一反应是，终于不用过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地铁里的生活了。她喜欢放空，但城市里的图书馆或公园总是人潮涌动。坐在悟母村的田坎上的感受却不同：蓝天白云属于她，独处的时光也只属于她。
她长了一张邻家女孩的脸，每次出镜都素面朝天。她在商业世界里交流困难，但和农民聊起家长里短时，却很容易打开话匣子，毕竟，她的爷爷奶奶也是农民。
一对种植七彩花生的老夫妻向她诉苦：村子统一收购花生的价格是12元一斤，但老两口伺候花生地要付出的人工成本比收入更高。他们的儿女们都去了城市生活，只剩老两口守着花生地。他们只能支起个小卖部维生，拜托村子里的女大学生杨兴凤去城里采购生活用品。
杨兴凤和江雅雨同一年出生。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考”出了大山，毕业后却扎进比老家更偏远的云南悟母村。杨兴凤还记得，第一次进村时，在山路上就看见许多村民猫着腰，背着成捆的玉米秆子回村，远远看去，两米高的玉米秆子几乎把人淹没了。
杨兴凤越深入悟母村，越感受到在这里种植不易：大多田地是梯田，无法用机械大规模劳作，更多依靠人工，可村子大多只剩老人和妇女；悟母村在下河谷地区，一年有一半是旱季，另一半是雨季，庄稼常常会因为缺水而减产。
这里至今依然维持着传统农耕的方式，极少使用农药化肥，这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悟母村的黑猪都是放养的，两年才长成一头成年猪，这和流水线养白猪的模式相比，成本大，产量低。
“一亩地正常能产出300斤玉米，但有机农业只产出100斤，”杨兴凤大学读农学，当然知道有机农业的可持续性更强，但看到农民的经济收入少，她也有了困惑，“我在想，种地这件事，是不是不能只用经济一个维度去衡量。”
江雅雨的视频号展露了悟母村最真实的一面，也记录了农民在经济受益和生态保护之间摇摆的困惑。
比如，已经当了10年农民的张洪炜，今年才26岁。他种植的有机食品常常会被顾客质疑价格贵。他少年时曾在昆明工作过几个月，每天只干一件事：修车，后来回到村里，慢慢摸索开始有机种植。
他在村子里能做的事太多了：开垦荒地，找合适的种子，改良土壤……市面上流通的种子有包衣，夹带着化学药剂。他光是寻找没有包衣的种子就费了许多劲。其他村民不理解，“现在都用化肥农药，谁会那么种地啊。”
在江雅雨的短视频里，张洪炜有了对外解释的渠道：有机农业生产成本高， 农民要承担自然灾害的风险更大。张洪炜说，扎进田地里的人对媒体传播了解太少，但农业领域有许多需要向公众科普的内容。
江雅雨是个观察者，记录那些活跃在中国各省土地上的年轻农民，最近3年，她跑了100多个村子。
贵州一位年轻女性开办农场，要保护中国的自留种——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是杂交种，因为自留种的产量更低，但那是几千年传承下的中国农业基因。“这给了农民更多选择，不一定非要种国外那种能大规模种植的玉米，也可以种本土的糯玉米。”江雅雨说。
江雅雨很少替农民夸大种植的苦，但她如实地记录下，最早跟着笋农上瓦屋山时，那种并不浪漫的感受：一旦过了季，笋就不鲜了，收购商会压价，所以笋农即便遇到刮风下雨，也要进山挖；眼下的危险还包括被冷笋的刺扎伤手；等到挖笋结束也不轻松，笋农要背几百斤笋下山，全天候盯着烘干过程。
江雅雨回忆，早期的短视频发布后，有网友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想跟笋农买笋，后来，她的视频号“他们都叫我小江”越来越受关注，她就在视频评论区附上销售链接，帮忙把农产品卖出去。
她看过一些农业直播，主播哭着诉说果蔬滞销，以极低的价格卖水果，“城里人天生就有悯农的思维，认为农夫是需要帮助的。”但她认识的农民明明是自尊自爱的，极其爱惜自己的农作物，渴望公平贸易。而且，农民卖货的核心竞争力是品质，不是表演。
吴凯说，一些哭惨式直播是由中间商主导，中间商一方面在村里租借场地，外聘人员出镜哭诉，一方面跟农户压价，大规模采购农作物，有时一天能买上万斤。有时候，为了不让果实烂在地里，农户只能亏着卖。
“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干了一年最后拿不到钱。”江雅雨认为，农民更希望的是农作物能卖一个合适的价格，而不是被层层中间商压价，“我很少会听到农人说，今年赚到了一些，可以买房子买车了，他们更多会说，今年赚了一些，够买明年的种子了。”
她回忆起在美国见过的农民，享受许多补贴，有相对高的经济收入。瓦屋山的笋农、悟母村的农户都是个体户，每年只能赚1万元至1.5万元。“这种分配是不均的，农产品的大部分收入都被收购商、中间商赚去了。”
她和悟母村那对种花生的老夫妻合作，要把定价权还给农民，“只要你愿意种，同时保障你们能继续生活，价格你定，我们来销售”。最后老两口定了26元一斤，比村里收购价多了一倍多，乐呵呵回到地里，还拉上邻居一起干。
江雅雨把大部分利润给农人，留下一部分利润用作经营和团队未来发展。
她起初的想法是改变分配份额，给农民更多安全感，抵抗天灾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农作物减产。但这也让她自身的经营压力陡然变大：她曾为数据不好而焦虑，因为那群农民在她身上寄予了希望。
她的父亲长期经商，对江雅雨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这样子根本不赚钱。”
“为农民做点事，可以有千百种方式。”她做了父亲看来有点“犟”的选择，“我找到了一辈子要做的事。”
某些时候，江雅雨觉得自己和那群农民性格很相似，相对话少，没有那么多心眼。她也开始学做农活儿了。手把手教她农活的是付永军，他曾是城市商业浪潮里的一份子，在电视台和房地产公司工作过，后来母亲生病后，决心回到农村，“城市里鸡没有鸡味，猪没有猪味的，一点也不健康。”
他在城市里学会的营销手段，套用到土地上一点也不适用。“白菜必须长5个月，不能催”。
去年，成都一场罕见的高温，让他田里的农作物几乎绝收，他每天忧虑自家十几亩的黄瓜得了真菌病。
跟着付永军，江雅雨体会到农民的喜悦和难处。她从地里采摘过比自己的头大两圈的白菜，也见过外表有疤痕、有虫眼的果蔬卖不出好价格。
她加入了付永军在成都郊区建立的有机农场，想要留存更多老种子、耕种技术、种植安全的食材。当然，她也过上靠天吃饭的日子，时刻盯着田地里别突然冒出病虫害。无雨暴晒也愁，大雨连绵也愁。这是千百年农民共同面对的难题。
有网友看到她的视频，评论道：高考那会儿想报农业专业，被家人拦下了，说农业没出路，但看到年轻的小江愿意回到村子里，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又感到欣慰。还有比她岁数更小的00后在后台联系她，要来有机农场免费打工。
离土地越近，江雅雨也慢慢学会了“顺其自然，让事情发生”的道理。以往遇到复杂的沟通难题时，她总选择逃避，让吴凯去处理，如今，她愿意直接和客户沟通。
这是她自己用脚走出来的学问。她曾为自己接受过良好教育而骄傲，但自从钻进那些厚厚的农学书籍里，跟着农民去拉粪、插秧、打芽，她突然发现自己过去“自以为是，连餐桌上的大米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去年成都封控的那段日子，江雅雨一点也不担心家里食材短缺的问题，反而帮忙运输食材到其他居民家中。
“家里有吃不完的土豆，我也不需要设闹钟抢菜。”某些时刻，亲近土地能让她安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