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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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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视角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可以学习的方法论。”在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新书《我看见无数的她》封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书中讨论“文学为什么分男女”“女性文学就是女作家作品吗”“为什么会诞生女性文学”等“很女性”的话题，也介绍了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等不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但更让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那些似乎“不那么女性”的人和书。
事实上，书中收录的小说和电影，大部分聚集女性。鲁迅的《伤逝》、艾伟的《敦煌》、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以及电影《立春》《廊桥遗梦》《推拿》……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也是男性。但张莉认为，恰恰从这样的作品中，才能看出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命运，以及多数人对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的理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性别意识，但我们可以用女性视角或者性别意识，去理解和认知”。
作家张楚的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讲的是女主人公茉莉和几个男人恋爱的故事，以编年的形式，写了茉莉不同时期遇到的不同男人、不同爱情际遇。茉莉高中就开始谈恋爱，后来遇到恋人进入婚姻，之后离婚再婚再离婚，人到中年又被一个帅小伙儿骗了。茉莉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没有美满家庭生活的女人。张莉认为，阅读这部作品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对女性生活的认识——这种不同认识，基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女人的幸福。
“如果你认为只有拥有一段婚姻的女性才是幸福的，那么茉莉肯定是不幸的，因为她结婚离婚了两次，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一生可能要经历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那么茉莉也算不上不幸。她过的是她想要的生活。”张莉说，“显然，作者很同情茉莉的际遇，同情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也认为，这类女性未必想被人同情。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她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便好。”
“同情地理解女性，设身处地地理解女性处境。”这是张莉在重读这些作品时，常常对自己说的话。她同时认为，所谓女性视角，要有同情之理解，但这并不是完全代入书中角色。读作品时，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以及那些弱势的人；要站在低微处，注视弱势者和边缘人的命运，看到他们的光泽和力量。
比如，我们读《简·爱》，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但在一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疯女人”——罗彻斯特的第一任妻子梅森。由此，我们打开了理解女性处境、理解《简·爱》的新角度。
面对经典作品时，前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读者敢不敢去打破那些固化的印象、成为一个“不驯服”的读者呢？
在研究生课上，张莉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的《萧萧》。大家注意到，小说中，在乡村语境里，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但作为听众的萧萧，没有被迷惑，相反，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尽管最后没能离开村庄，那是萧萧运气不好，但想要离开，则是她主体性的表达。
“萧萧的可爱之处，是在听故事时，选择了不认同也不服从故事的逻辑。当故事塑造我们、社会规则塑造我们的时候，作为读者的女性其实也有反塑造的能力。”张莉说。
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获得启悟，是张莉在这本书里试图完成的。“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女性视角的解读，最终是让我们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
张莉在书中强调的女性视角，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这是一种有深切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所以，即便像《推拿》那样不是女主人公的电影，她依然收入书中解读。在张莉看来，导演娄烨站在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这正是一种“女性视角”的传达。
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推拿》，是关于盲人的电影。电影和小说的追求一致，并不传奇化人物命运，也不试图讴歌或者赞美，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呈现盲人的世界。行走、吃饭、上厕所、上网，都不是问题，生活细节和生活能力并不构成他们的生活障碍，困扰他们的是别的事。
张莉说：“这部电影并不只关于盲人，它关于人，讲的是人的尊重、人的平等、人的尊严；讲的是人如何对待人、人如何理解人。”看完电影，许多问题会一起涌来：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看得见，什么是看不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推拿》使我们触及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一种面对世界的新视角、新方法——是站在边缘处的视角。”张莉说。
《我看见无数的她》封底写着，“故事不止一种讲法，观看不止一种角度，当你看见她们，从此就能看见更多”。作为读者，我看见了“她”，就可能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波伏娃曾说，“解放女性意味着不再把她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并不是割裂这种关系”。伍尔夫也说过，女性的生存，包括女性的写作，不只是书写和男性的关系，同时也书写和女性、和大自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读波伏娃传记时，张莉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个历史资料：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到中国，待了40天，去看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做了大量采访和调查。当时，她跟负责接待的中国作协提出要见丁玲，如愿以偿，还到了丁玲家中吃饭、聊天。回国后大概两年，波伏娃写出了《长征：中国纪行》，这本书包括了当时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记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才能不固步自封、不断打开自己。比如，到了50岁时，波伏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被别人爱，也不可能爱上别人了，内心深感悲哀，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向这个世界打开，然后确认，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生存。”张莉说，正是这种行动力与主体性，让波伏娃在男女关系之外成为她自己。
女性故事里有女人，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儿女情深，也一定还有山高水长。正如张莉所说，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