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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3年，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福田康夫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他留意到，本次年会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在他看来，“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时机”。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汹涌。过去分工协作、相互受益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面临“脱钩断链”的威胁，一些跨国公司不得不花费更高的成本去建设新的供应链和生产基地，一些跨国企业的高端制造被迫转移回本国或转移到其他国家，一些正常的国际科研、人才交流也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风险？许多参会嘉宾在本次论坛年会上建言献策。
“全球的供应链是高效率的，可也是脆弱的。”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贝哲民认为，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在漫长历史中缓慢形成的，但近几年因为疫情、地缘政治遭遇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加强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才能迎接外来的挑战。”贝哲民说。
以集装箱、大型货轮为代表的海运业是全球化最集中的反映之一，过去几十年，无数跨国公司、中小企业都可以借此享受全球化便利：更低的原材料成本、更便捷的货物运输，还有最合适的销售市场。但是今年以来，全球海运业迎来180度的大转弯：前两年还是“一箱难求”，如今各大码头空箱堆积。海运业从供不应求到供给过剩的转换，远超人们的预想。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冯波坦言，近几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巨大的、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外贸企业因为产品运不出去，码头积压，就开始多元化、区域化布局生产，“把供应链和产业链拉到自己身边，越近越好”。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最优选项。
冯波认为应对不确定性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增加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主要的方式还是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既然现在是全球化的供应链产业链出现了问题，应该全球的所有国家都来共同解决，通过协作的方式，而不能采用‘脱钩断链’的方式。”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前司长梁维特注意到，“脱钩断链”的做法将会严重伤害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都从全球化中获益，它们只用生产某一个很小的产品或零部件就能获得不错的发展。但是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再关注成本和协作，而是关心安全问题，甚至不惜付出更高成本建立本地化供应链，这些中小企业就失去了发展的条件。”
芯片半导体行业是高度依赖全球分工协作的行业。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从设计、制造、封装到终端设备，半导体产业链的各个领域平均有25个国家参与，一个半导体产品到达终端客户手上之前，大约要在各个国家转手70次，经历100多天。
澳门大学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创始人、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设计分会副理事长余成斌谈到，半导体行业通过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才能实现技术和资源互补、成本降到最低、技术不断迭代，广大用户才能用上又好用又便宜的电子产品。
但遗憾的是，如今这也是“脱钩断链”风险最集中的领域之一。美国通过芯片法案，尝试构筑“小院高墙”，想要阻碍半导体行业正常的国际合作。
在余成斌看来，“脱钩”并不是全球趋势，“这只是某些中美利益上、体制上的不一致所导致的（现象）”。作为技术人员，他觉得更加开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是主流。“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上营造出更好、更包容的合作环境，也要提高国际技术创新透明度。”
“技术今天已经被政治化了。”BI挪威商学院教授卡尔·费在本次年会“科技竞争与合作”分论坛上直言，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本应有很多的协作，但最近几年的合作趋势被遏制，因为有人觉得这样的交流会牺牲国家安全。尤其是半导体行业，如今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卡尔·费关注着中美双方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情况。他注意到，在半导体领域，美国生产着高端芯片，同时希望不让这些高端技术流入中国，但与此同时还得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口不同的零件和芯片，以及对生产芯片非常重要的稀土等材料。
卡尔·费在美国长大，也在中国的高校任教过，他希望各个国家都能作出明智的决定，“我们认为全球化最终要成为胜利者，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主席白春礼表示，在国际科技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加强国际科学合作，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绝不是靠某个国家就能解决的，“科技前沿的研究不断深入，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合作，不仅在一国内，也需要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
“我们这一辈可能不久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所长期坚持的宗旨绝对不可以动摇。”今年87岁的福田康夫在论坛年会上叮嘱，必须继续加强国际开放合作，以应对不确定的世界，“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管事情多么困难，我们都要积极地去努力，大家一起携手共进”。
本报海南博鳌3月29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林 任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