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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望道》上映前张欣就开始精心准备。张欣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望道研究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还是《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负责其中两门课程的讲解工作，内容是聚焦“望老”当年在复旦新闻馆带领进步师生收听延安广播的故事，讲述他追逐信仰与热爱的一生。
《共产党宣言》中文翻译第一人陈望道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是中文修辞学的奠基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新闻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在复旦大学，许多师生在党团活动、校内放映会上或电影院里观看了影片，对老校长的故事和精神展开热烈讨论。
3月30日，“追望大道，信仰如饴——品《望道》电影，寻信仰之源”专题座谈会在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举行。曾参与电影筹备工作的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主任、“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指导教师周晔认为，影片没有将人物塑造成脸谱式的英雄形象，也没有教科书式地说教灌输，而选择用“热爱”来破题，恢复历史的原貌，本真地反映人物的性情，正是希望103年后的青年能有属于这个时代、自己所在行业的“热爱”来印证信仰，让热爱成为信仰的当代表达。
重走“望道”之路，探求真理永无止境
70多年前，在重庆夏坝的复旦新闻馆，陈望道组织收听延安广播，辑录党的重要消息，及时传播于复旦校园和社会；他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不顾个人安危的斗争。而电影《望道》也精彩演绎了他筹建新闻馆、保护进步学生的故事。
在电影院讲解课程，对讲解员的讲解方式、语气和幻灯片的内容都有特别要求，张欣和队员们反复打磨稿子，把课程内容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张欣说：“望老的一生和党史、国史血脉相连，他勇立历史潮头的精神感召着我努力讲好他的故事，而电影《望道》的匠心独作又激励着我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去打磨好每一门宣讲课程。”
张欣的学位论文选题方向围绕陈望道的言行事迹展开。他最早阅读的相关著作是陈光磊和陈振新合著的《陈望道画传》，当时，深夜读完这本书后，他特意骑自行车来到学校望道路上的望老像前。他回忆说：“月光洒在望老像上面，望老那高风亮节的一生一幕幕浮现在我的脑海，我的眼泪也忍不住落了下来。正是因为这种感动，我决定投身望道研究。”
最近，“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去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今杭州高级中学）、浙江义乌的陈望道故居、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研学途中，队伍还开展了“行走的党课”，就共同富裕、浙江“八八战略”等主题进行宣讲交流。
追随望老在青年时代的求学和译书步履，张欣更加体会到对真理的探求应永无止境，更能理解望老所说的“好学力行”。他说：“从杭州到义乌，从嘉兴到上海，‘望道’精神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追逐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热爱的‘望道’者。”
新闻学系学子握住“接力棒”
电影《望道》对2020级新闻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黄鑫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陈望道是新闻系老系主任，奠定了复旦新闻馆的红色基因和底色，是师生们共同的精神记忆。黄鑫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陈望道新闻教育思想研究》。
黄鑫分享说，现在研究新闻史方向的同学并不多，之所以把“陈望道”或者“望道”精神作为学习阶段最重要的选择，其中很大的推动力来自她的导师童兵教授——他在复旦读本科的时候，时任校长就是陈望道。
童兵已经80岁了，他还能把望老的相貌、衣着记得清清楚楚。当年，学生会出报刊，望老经常去看望，知道学生们影印报纸要来回骑10公里自行车，就把自己的车借给学生。望老腿脚不好，车是改装过的，座椅要低一些。黄鑫说：“后来，我的导师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至今活跃在学界，可见望道精神对一代代新闻人的影响深远。”
童兵认为，望老做过大量的新闻实践，中西贯通，在新闻观和新闻教育方面应当给予更多的书写和学术关注，理应有一篇博士论文和更多研究的涌现。对望老关于“真知”的求索和他新闻学“灼见”的深挖应当蔚然成风。
做博士论文期间，黄鑫对望老的新闻思想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她介绍，陈望道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在他的日常教学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学生接触到马列主义思想。陈望道为我国赓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闻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当今新闻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复旦新闻系图书馆藏有马列主义著作，这些书成为很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青年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源泉。1945年9月，陈望道将《哲学原理》和《方法论》确定为新闻学系的必修课，并增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容，旨在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20世纪50年代，复旦新闻系就提出“两典一笔”的教育思想，其中的“一典”就包含陈望道所翻译《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
此前，黄鑫参加了学院组织的观影活动及影前党课，看到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她看来，电影的叙述类似新闻思想史的写法，把人物置身于宏大事件的历史坐标中，观众既看到了风云变幻，也看到了人物弧光。她在这一堂课上拓宽了研究视野，也被声画蒙太奇打开了想象空间。
“望老教导过我的导师，如今这个接力棒传给了我，是切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新闻人的薪火相传。望道精神对于全体中国人这个‘大我’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火种的信仰；对于黄鑫这个‘小我’而言，是不可辜负的热爱。”黄鑫说。
在编陈望道年谱时“捡珍珠”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员刘晓旭近年来专注于陈望道事迹考证研究，正在编纂陈望道年谱，《望道》的上映让她的研究对象“走”出历史文献、“走”向了大银幕。作为研究者，影片中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细节让她印象特别深刻。
影片中，不仅陈独秀等人寻找《共产党宣言》合适的中译者时历经坎坷，陈望道翻译时也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刘晓旭解读说，那是因为陈望道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翻译工作，而是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在思想理论上还不成熟的背景下，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刻理解，并在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认识前提下，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刘晓旭注意到，电影中对20世纪30年代的陈望道描绘得并不多，这给学者们一个启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管自己，而是要多交流，以此促进学术成果更快转化为育人成果。“关于陈望道的资料就像一个大宝库，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课题，而我在编年谱时就像在捡珍珠，每天都有新惊喜。”
曾有“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档案馆当讲解员时问刘晓旭，陈望道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还编过《辞海》，又去做文艺学、修辞学、美学研究？刘晓旭回答说，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1921年，陈望道就在《觉悟》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此刻人手太缺，少数的几个人几乎必须包办一切学问。
“陈望道一直站在时代潮头，特别擅长把握时代脉搏，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要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刘晓旭说，在2020年出版的《陈望道文存全编》中可以看到，每隔一段时间，陈望道就有一篇文章总结时代特点。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大量翻译左翼文艺理论书籍，要做“作家的老师”，教他们创作符合中国革命的文艺作品；他也非常有洞见，视野从不局限于当时文坛上几个派别的争论，而是目标清晰，想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减少内耗，显示出扩大统一战线的远见卓识。
去年，刘晓旭在调研时收集了东、中、西部高校188名学生关于党史的看法。在收回问卷时，她发现许多学生主动了解党史的障碍是缺乏生动的媒介来引起兴趣，很多人错误地觉得“党史等于思政”“思政等于无聊”。事实上，有很多思政教育资源不是枯燥地照本宣科，电影《望道》就做到了吸引青年学生主动了解陈望道、了解他所在的时代，感悟这群知识分子的初心使命。
“100多年前，陈望道以崇高的使命感和时代自觉意识担起了民族救亡的重任，而今天的青年舞台足够宽广，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青春力量，这是我们今天去研究陈望道的最终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望道》致敬信仰、致敬青春力量，和我们殊途同归。”刘晓旭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